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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文學之路

             

            陳賢慶

             

            廣州篇

             

                                            (一)

             

            此文僅敘述我的文學之路。

             

            看到這樣的標題,讀者一定會在心里嘀咕:這是那一位作家?有些什么作品?寫這篇文章之前,我最擔心的事就在這里。所以,我很有必要在文章的開頭就聲明: 至少在寫這篇文章時,他還只能算是一位文學愛好者,他在寫他的文學之路。

             

            先父陳顯唐,生于清末1905年,曾經教過書辦過學,抗日戰爭爆發后投筆從戎,抗戰勝利后在廣州經商,經歷了二十世紀的大半個世紀,有關他的事,我準備另文介紹。這里之所以提到他,是要敘述他對我的啟蒙教育。1955年9月,我踏進了廣州市廣中路小學的校門,以后的事我才有點記憶。在小學時候,我注意到,父親時常在晚上,就著昏黃的燈光,搖頭晃腦地看兩本書,一本是《古文觀止》,另一本是《唐詩三百首》,有時看著看著,便會口中念念有詞,發出一種類似歌曲的聲音,以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這是兩本歌曲集。父親另一愛好就是寫毛筆字,家中的舊報紙就是他練字的主要材料。我那時并不知道他的書法尤其是他的草書的價值,不然的話,把他的真跡保存至今,也許能賣錢。父親有時帶我上街,走著走著,就會轉到永漢路即現在的北京路的古籍書店,一看就是很長時間,而這卻是我感到最沉悶的地方,我所向往的天地,是附近不遠的兒童書店。我父母吵架的機會不多,但每當兩人發生口角時,十之八九便可知是父親買了母親包括我也認為不該買的東西。的確,在我的眼中,幾頁黃舊的書,值5元或10元嗎?須知在當時,這筆錢可以買多少米,多少油鹽柴煤?讀者從我敘述的幾件小事中,已可知我的父親必然是一位文學尤其是古詩文以及書法的愛好者。

             

            當我三四年級以后,父親開始教我讀一些唐詩。他顯然并沒有望子成龍的強烈欲望,所以他的教導是寬松的,隨意的,斷續的,我沒有領取一定的指標和任務,高興了就讀,沒時間就放下,盡管如此,收獲還是漸漸看到的。我先背最簡單的五言絕句,然后七言絕句,然后是五律,七律,五古,七古等。父親雖引導我背唐詩,但他忙于工作,也不能給我過多的指點,所以我在背誦時就難免會出現錯誤。有很多詩背是背下來了,但不解其意或一知半解,如白居易《長恨歌》中的“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等句,就似懂非懂。有的字不會讀或讀錯了也不知,還是以《長恨歌》為例,好象“旌旗無光日色薄”的“旌”,“珠箔銀鉤迤邐開”的“箔”“鉤”“迤邐”,“釵擘黃金合分鈿”的“擘”等,當時真不知粵語包括普通話怎么讀。至于“千乘萬騎西南行”中的“乘”和“騎”,我當時想當然讀作cheng和qi,后來才知道應該讀作sheng和ji。盡管如此,在我小學階段,一兩百首唐詩已深入我的腦中,為我日后也能寫上一些詩歌打下了一層薄薄的基礎。

             

            上了中學以后,我的知識結構開始有了變化,文科日漸見好,理科一塌糊涂。我漸漸了解了家中藏書的內容,以古籍古書為主,我所記得并讀過一些的,有一本《稼軒長短句》,這和我日后寫畢業論文也選擇這方面的內容恐怕有關;另一本是《三曹詩選》,使我知道了曹操除了是一代奸雄,原來還是個詩人。家中亦有不少字帖,從中,我起碼知道了我國古代產生過王曦之,顏真卿,柳公權,趙孟頫等書法大家,可惜我沒有象我大哥那樣向父親學到一鱗半爪,日后成為一位書法家。我就讀的廣東省華僑中學,圖書館有一定的規模,我是那里的常客。我們那個時代的學生,又是愛好文學的青年,不可能不讀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桌婭和舒拉的故事》《鐵流》《日日夜夜》《青年近衛軍》等蘇聯的小說;不可能不讀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巖》《紅旗譜》《創業史》《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歐陽海之歌》等建國后問世的中國長篇名著。除了這些,中國的古典名著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等我也粗讀了一回。我還開始涉獵一些歐美的經典名著,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莫泊桑的《俊友》,伏尼契的《牛虻》,杰克-倫敦的《馬丁-依登》等。除了在學校圖書館借書看書之外,我還經常到永漢路的新華書店去,因為我家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不可能有較多的錢買書,站在書店的一個角落里看書就成了我周日里的一項主要活動。

             

            寫到這里,我已停止敲鍵半個小時,為什么?是思想在斗爭,有一件事,準確地說應該是私隱,不知該寫不該寫。如果我是“名人”,象大思想家盧梭在《懺悔錄》中把自己包括手淫之類的丑行寫出來,反而更得到世人的尊敬;如果我是什么“寶貝”,也起碼會是“趣聞”一樁,但我等凡人,寫出來就如同交代“罪過”,尤其有可能會讓我的孩子,學生以及同事輕易地知道我這件不光彩的往事。但是我想,這件發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事,趁寫這篇文章之機,把它抖出來,也該是時候了,把它抖了出來,我身上背負的十字架或許會輕了一些。當我讀初中二年級時,某一個周日,我依然在永漢路新華書店看書。也不知什么原因,我把孔尚任的《桃花扇》拿在手上后,竟然愛不釋手!是唱詞寫得精彩,還是李香君,侯方域的愛情感人,抑或是其他什么,總之,我已不滿足于站在那里看,我要擁有它,永遠地擁有它!于是,我趁周圍的人不注意,把書揣在懷中,但我的眼角,又似乎瞥見遠處的一位店員,臉是朝著我的方向,我又膽怯了,手又偷偷把書拿了出來。及后,我看到似乎一切平靜,又把罪惡的動作重復了一遍。但,我的脊背,總覺得被兩道銳利的目光戳痛,心虛又使我把書拿了出來。這回,我動作堅決地將它放回到書架上,頭也不回地向門口走去。讀者諸君,你們會以為我逃過大難,然而并不。當我快到大門口時,一只有力的男人的手捏住了我的瘦弱的臂膀。我的心一下就象停止了跳動,渾身冰冷。這時,我看清了,眼前是一位嚴肅的中年男人,胸前的牌子表明他是書店的工作人員。他把我拉到一邊,說:“剛才,你想偷走一本書,是嗎?”他的語調不高,也不象是審問。

             

            諸位,這事如果放到現在,那就有戲看了。當時書店并無閉路電視,你也沒有人贓俱獲,我就可以反咬一口:“我什么時候偷書?我偷了什么書?你平白無故誣我清白,至少要賠我精神損失費一萬元……”但當時我毫無這種“消費者意識”,在我聽來,他的話已比用皮鞭抽打我還難受,我只有低下頭,老老實實地接受他對我的口頭教育。他當時說了些什么我無法記住,不必隨意虛構,實際上我當時恨不得有一個地洞讓我鉆進去,同時更關注他最終會對我怎么樣。意想不到的是,他沒有把我弄到什么地方,最后只是語重心長地說:“以后再不要干這種事了,你回家吧!”嗚呼,我逃過了一次大難。那位中年男子,現在想必已作古,但我還是要感謝他,歌頌他,對于我的事,他當時大可不必再管,但他卻管了,由此而挽救了一位即將陷入犯罪泥潭的十五歲少年,使他得到了一次銘記終生的教訓。試想如果我那一回得手,我可能會成為職業“孔乙己”。之后,我在農場當知青時,也干過偷雞摸狗的事(這在另文再作坦白吧),但偷書真的沒有再干過了。啊,我把這藏在心中三十多年的私隱公開了,我背上的十字架會減輕一點吧!

             

                                        (二)

             

            文學天才過去有,現在也有,我十分羨慕。如王蒙,學生時代即有《青春萬歲》問世,如今學生寫的長篇也時有所聞,如《花季雨季》《我愛陽光》《正是高三時》等。而我在學生時代,除了必交的作文,便一無所有,實在太慚愧了,如果硬要找出一點,我只能從久遠的記憶之中擠出這么兩篇。也不記得是讀那一年級,如果一定要考究清楚,那就是國產而反映蘇聯十月革命的電影《以革命的名義》公演之時,學校組織了我們觀看并寫影評,寫得好的送到新星電影院的宣傳櫥窗展出,而我寫的影評幸運被選中。作為稿酬,我獲得兩張隨意挑選的電影票。

             

            另一篇,要追溯到1967年3月某天,受到全國各地“奪權”浪潮的影響,我和詹康年等十幾位同學,不知在誰的鼓動下,決定去奪學校的權!整個過程太簡單了,但也要有一些必需的程序,例如《奪權聲明》,這絕對應該是一篇戰斗檄文,否則師出無名,會被其他“司令部”或“戰斗隊”恥笑。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就落在我的肩上!如果叫現在的高中學生來寫,肯定比寫《假如記憶可以移植》或《答案是多姿多彩的》難十倍,但在當時,并不算太難,我不需要參照駱賓王的《討武曌檄》,甚至也無須借鑒毛澤東的《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報上街上這類范文很多,改頭換面就是了,所以并不能顯示我的文學才能。我用毛筆,歪歪歪斜斜地寫好了,這時,我才意識到,沒有向父親學上兩招,是最大的遺憾!我們捧著墨跡未干的《奪權聲明》,來到了學校教導處,其時校長副校長教導主任均已被打倒靠邊站,唯見總務主任仍堅守崗位。我們的領頭人(忘記其名)說了一番話,宣讀了聲明。總務主任倒也鎮定,望著我們,問:“那你們要怎么做?”這一問,把我們也問啞了,是啊,下一步該干什么?那時有一出電影叫《奪印》,印把子就代表政權,不知是誰想到這一點,說:“我們要接管學校的大印!”總務主任沉思了大概有半分鐘時間,無奈地從保險柜中拿出學校的公章,準備交到我們手上。

             

            事情過去了三十四年,今天我寫這篇文章,仍要不忘表揚那位總務主任,因為他實在忠于職守,在準備交出公章的一刻,居然要我們革命小將寫一張收條!我們當時楞了一下,但印把子即將在手,為了不難為他,頭頭也爽快地答應。于是,這樁事又落到我的肩上!寫收條雖屬小技,但卻無范文可借鑒,幸虧我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謝猛祿女士教過我們寫一點應用文,不然的話,我連這個收條也寫不出或寫不好,那就太丟我們革命小將的臉面了。這出十幾個無知少年去奪廣東省華僑中學的權的小鬧劇很快結束了,這不過是當時千萬出鬧劇之一。當前有些年輕的文人如余華先生等提出,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人應該懺悔,當代大儒余秋雨先生尤其備受指責,但余秋雨先生立場堅定:“我不懺悔!”唉,我可不管他們爭論的結果如何,就讓我為那件發生在文革中的愚蠢可笑的事懺悔吧!同時,也請仁慈的主,寬恕當年那些無知而容易受騙的青少年吧!

             

                                         (三)

             

            在參與奪權不久的一個周末傍晚,我從遠在沙河瘦狗嶺旁的學校回到家里,見母親在廚房煮飯,也沒和她打一聲招呼,就拿出二胡,在房間里拉起還沒拉熟的難度很高的廣東音樂《鳥投林》。還沒拉上幾句,只見母親一臉愁苦地急走進來,因怕鄰居聽見,悄聲說:“你爸在廠里挨斗呢,你還拉!”我登時呆了!想不到我在學校里參與斗老師,參與奪權,現在輪到自己的父親被斗了!……母親怕連累我,又低聲說:“你不要在家里了,等下他們會來抄家,你快回學校吧!”當時,母親和父親在同一間工廠工作,那就是市民政局辦的東升烈軍屬包裝廠,皆因我大哥和二哥分別于49和52年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但這軍屬的榮譽在文革中已經沒有用,在工廠的書記,廠長,右派,在舊社會曾當過地主小老婆,當過妓女等人都被斗過以后,為深挖階級敵人,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役八年的我的父親,作為“歷史反革命”也劫數難逃,盡管他是廠里公認的老好人。但此時的老好人,已被“揭發”出是隱藏極深的“老狐貍”。父親原在家鄉教書,當小學校長,抗日戰爭爆發,他投筆從戎,加入國民革命軍,曾任86軍軍長莫輿碩(同鄉陽江人)部軍需少校等,抗戰勝利后即離開軍隊,并無參與打內戰,屬抗日軍人,所以文革前歷次運動,他亦安然無恙,但文革到來,還有什么政策可言?只剩下“橫掃一切”了。由于我母親是貧苦出身,造反派還算有點良心,沒有殃及她,只叫她回避,所以她得以回到離工廠不遠的家中,不然的話,文化不高見識不廣的母親不知會怎么樣啊。本來我不想寫以上一段文字,但又恐怕年輕的讀者不了解文革為何物,不知我所云,所以不得不作了啰唆的交代了。

             

            這時,我再一次看看母親的樣子,只見她眼睛微紅而帶淚,臉上皺紋顯得更多更深。我知道,屋中不是有關系原來就不是太好文革開始后變得惡劣的鄰居,她決不會強忍悲痛而一定會嚎啕大哭的!這時,她又補充說:“你聽,那就是斗他的聲音,你還是快走吧!”其時我大哥另有家室,在別處住;而我那在17中讀初二只有15歲的妹妹,也在外面隨她的“戰斗隊”在“鬧革命”,早已行蹤難覓;而我已經18歲了,但面對如此的家庭突變卻毫無主見,居然真的失魂落魄地丟下孤獨的母親,走出了家門。多年以來,我都沒有問過父母,那一個夜晚,他們是怎么過來的!也許他們會感到欣慰,兒女都不在身邊,沒有目睹那些慘劇,但我們作為兒女的,在父母最困難的時候,卻離開他們,這難道不該受到良心的譴責嗎?寫到這里,我眼含熱淚,再一次向父母在天之靈作深深的懺悔。如果說我當時沒有親眼目睹那慘劇是不準確的,因為當我走到小東營那巷子口時,借著朦朧的街燈,我看到了一支隊伍出現在越華路上,前面一人,頭戴尖尖的高帽,手中拿著銅鑼,一邊敲打一邊踉踉蹌蹌地走著,后面跟著的人不時地喊著打倒某某的口號,周圍有一些圍觀的群眾。這是一個當年隨便可以看到的場面,所不同的是,這支隊伍的主角,是我的父親!……那一幕,其實我只注視了幾秒鐘,然而,卻刻骨銘心記住了幾十年!

            我回到學校以后,恐怕已8點多鐘,廣播器里有男女聲聲嘶力竭地喊著:“狗崽子們,快回家去革你們反動老子的命,別把學校當作避風港!”這樣的話平時也在喊,我不會在意,但那晚,似乎是沖著我來喊的。我感覺到,周圍的同學好象已經知道我已成為“狗崽子”了,我還怎么可以在學校避風頭?沖完涼躺在床上,我覺得無法在學校呆下去,也根本無法入睡!于是,我又坐上了可能是最后的一班車,回到了市區。我找到了一位同學,說明原因,想在他家里過一夜,但是他吱吱唔唔,臉有難色。是的,在那個時候,人人自危,給一個“狗崽子”留宿,說不定惹禍上身。我很理解地離開了他,繼續在城中漫游。我不自覺地往家的方向踱去,漸漸來到了廣衛路的昌興街口。這時,我碰到了一位同學,他叫劉象潛。他拿著一個飯盒,正上街買粥。他有點驚訝地問道:“呵,11點鐘了,你還在街上?”象潛與我是小學,初中直到高中的同學,只不過并無深交。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無意中見到他,我也只好如實告知。不料,他非常爽快地說:“到我家去!”他家就在昌興街16號,我也去過,經他這么一說,我如同迷途者看到了遠處的燈光,心中泛起一股暖流。就這樣,1966年的那個夏夜11點多鐘,我進入了劉象潛的家門,劉亮虞老先生及夫人亦熱情接待并安慰我,使我從此與這個家庭結上了緣。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和劉象潛的交往,讀者可參看《我的音樂之路》一文。

             

              已記不起過了多少天,我才鼓起勇氣回到家里。家中面目全非,客廳里成套的酸枝木家具不見了,房間里的圖書不見了,有一些箱子柜子不見了……到了很晚的時候,父母才回到家里。父親沒有被監禁,只是在廠里被“革命群眾”監督勞動。父母都憔悴多了,但也可以看出,他們是在咬緊牙關頂住厄運,為了自己,更為了兒女活著。那時對待“牛鬼蛇神”的手段很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已經是最文明的了,“刀剮”“油炸”則隨處可見,但也不會輕易做到,最便于摧毀“牛鬼蛇神”精神防線的,則是把他們的頭發剪光!如此一來,光頭者就是“牛鬼蛇神”了。但是,這做法也有缺陷,有的人天生禿頂,甚至有“十個光頭九個富”的說法,豈非便宜了他們?于是,發明家又有點子了,不要剪成光頭,只剪光一半,成為“陰陽頭”,這是一種連如今最搞笑的周星馳也不敢剪的發型,“牛鬼蛇神”也就無所遁形了。我父親也被剪了這么一個“陰陽頭”!可幸的是,父親那年已五十又一,早已“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所以雖“陰陽分隔”,但“界線不清”,不是認真考究,還發現不了痕跡。我父親有此幸運,但更多的本來就有一頭秀發的人就難逃此劫了。我忽然想起,這作法也并不新鮮,粗通歷史的我,還記得漢之英布,宋之武松等,不是面有刺字,帶著終身烙印嗎?還有一絕,讓你遭千夫所指的,是弄一塊黑布條,上寫白字,要你別在胸口上,在家或外出也不能脫下。我父親的黑布上寫著“歷史反革命”五個字,但是當父親進門時我并沒有發覺,原因是他右手拿著一部毛澤東選集,手臂做成一個周恩來式的姿勢,于是,那部毛選便有意無意地遮掩著那塊黑布條。從這一點來說,是那部書救了我父親,因為當年手拿毛選是時尚,即使“歷史反革命”也有資格,起碼也有合適他們讀的文章,如《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盡管杜聿明是四星上將,而我父親不過是個少校而已。

             

                                           (四)

             

            后來,我才知道,在抄家過程中,什么東西是對父親最不利的。我在前面說了,父親不過是個少校而已,這不大不小的國民黨軍少校,你不說,誰又知道?偏偏,造反派在一個不知藏在哪個角落里的塵封半寸的箱子里,抄出了一套發黃的與人民解放軍樸實的軍服完全不同的我們也從來沒有見過的軍服。父親深藏著那套軍服的用意何在,我不便斷言,但據我的推測,他不會是等待蔣介石從臺灣打回來,因為他的大兒二兒都曾是人民解放軍的連排級的干部。我想,抗日戰爭的八年烽煙,對于擔任軍需官的他,也該有多少值得追憶的事情,盡管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跟日本鬼子拼過刺刀。那么,留下一點抗日的物品作紀念,這是很容易理解的,當然,那人妖顛倒的年代除外。另外一件要命的東西,是造反派還抄出了一幅林虎的真跡。注意,是林虎,而不是林彪!如果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林副統帥的真跡,我的老父就有救了,但那是林虎。老實說,不管當時還是現在,知道林虎其人的也只能是極少數。不過,有心查考此人,也不算太難,造反派顯然也做了這個工作,因為,一查,嚇了一跳,林虎何許人也,原來是個國民黨的元老,高級將領!這下真是難得說清楚了。而這幅字,我是知道的,在文革前的某一個晚上,父親忽有興致,把一些珍藏的字畫拿出,給我們介紹它們的來歷,其他的我都沒記住,林虎的真跡的來歷我倒是記住了:抗戰期間,父親在廣西桂林某處遇到時任國民參政員的林虎,大概林虎的書法造詣頗深,酷愛書法的父親向他索字,于是得一真跡,事情就這么簡單。幸虧林虎在1949年沒有隨老蔣到臺灣,而是擔任廣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廣西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并于1960年病故,不然的話,麻煩就更多了。除此之外,造反派還抄出了幾張解放前父親任小學校長的委任狀,上有國民黨的黨徽;抄出了幾本父親解放前當會計時的賬本,還有一首寫在報紙上的詩,其實是我大哥寫的詩,表達他對學習做機械木模的心得。然而,這一切,都可以和想“變天”聯系起來……

            啊,我這篇文章,寫的應該是我的文學之路,上述內容似乎已離題了吧。都怪我的大腦神經,想到這些往事,竟然控制不住,直接指揮我的十指,不斷地在鍵盤上敲打,使屏幕上的字行不斷增多。坦白地說,正所謂“往事不堪回首”,這是我第一次把這些往事寫成文字。現在,我忽然感到很后悔,早知道我會把這些往事寫下來,我為何在父母在生的時候,不象新聞記者那樣,把他們那幾年所有的遭遇通通記下?在巴金老人趕寫《隨想錄》的時候,在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時候,我還沒有醒悟,有很多人也沒有醒悟,于是,多少有價值的文革資料就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永遠消失了。雖說我們應該向前看,但對歷史的反思不夠深刻,又如何能進步?又如何能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富強的中國?而這反思,我們這一輩人不做,以后就別指望有人做或做得好了。再說,我寫的這些往事與我文章的主題又豈會無關?起碼這一場浩劫,摧毀了我家中的文化,摧毀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這和我日后的某些文學活動,也是有著必然聯系的。

             

            之后的日子,我主要從事音樂學習,這在《我的音樂之路》一文中再詳敘,在此不提。在那個時代,古今中外的名著都被學貫中西的領袖莫名其妙地指揮紅衛兵當作“四舊”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書店里擺著的,唯有馬恩列斯的著作,他的選集以及魯迅的一些作品。國人啊,要記住我們有過如此愚昧荒唐的一段歷史!那時,要找到一本可讀之書不容易,在學拉小提琴的同時,我們也想辦法找一些“禁書”來讀。說來也奇怪,你不“橫掃”,我們不一定知道有那種書,不一定會去讀它,你越“橫掃”,我們越想看看。于是,在那段日子,我們閱讀了雨果的《悲慘世界》;閱讀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閱讀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被侮辱和被損害的》;閱讀了杰克.倫敦的《馬丁.依登》等。那些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我們不一定能深刻理解,但基本的內容還是能看得懂的,“人性本善,是罪惡的社會把人們逼上了犯罪的道路”,我們對這一主題,感受漸深。記得當時還看過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集,對他的“階梯詩”感到興趣,日后,我也用這種形式寫過幾部長詩。

             

              雷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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