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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壇四十年(之二)

            崢嶸歲月 

            上篇《初為人師》寫了19551956年的教學生活。本篇接著回憶距今四十年前我二十出頭到文革動蕩前的一些往事。

               二十多歲是人生最可寶貴的年華。許多同齡人正在大學校園里,憧憬著美好的未來。而我們卻已擔負著沉重的教學工作。

              我的回憶錄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我校大地測量專業的歷史。我們沒有做什么驚天動地的事情。似乎沒有什么好回憶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幾十年過去了,總覺得有些揮之不去的東西,值得回顧。姑且作為同事之間、師生之間茶余飯后聊天的話題吧。

            1957的我剛滿20歲。送走57屆學生后,我和王文中同志共同負責大地測量17班(58屆)的部分專業課和生產實習。印象比較深的是在無錫南方泉的生產實習。這次實習中王主要抓生產業務,我則主要抓學生的思想教育,實際是班主任兼實習輔導。凡有需要對學生訓話的時候,總是由我出場。記得我曾批評過一位叫吳xx的同學,他不抓緊時間學習而整天手抱一本《紅樓夢》。我諷刺地說他:你想當紅學專家嗎?”現在想起來,也是批評錯了的。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一個響雷打到我們住房的天井中,地上火光直冒,離我只有三四米遠。虛驚一場,幸未傷人。

            而在附近由鈕繩武老師和一位剛留校的年青教師華xx帶隊的15班則出了一個大事故:一位同學在太湖邊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因此,學校即發出禁止學生游泳的通知。那一天,我趕到出事地點時,只見一副棺木擺在湖邊的田埂上。我們的心情都很沉痛。那位學生是學校話劇團的成員,出發時大家還看過他演的話劇。

                南方泉是太湖邊上有名的江南小鎮,秀麗的水鄉。晚上漫步街頭,周圍傳來柔軟動聽的吳語。還不時飄過悅耳的琵琶彈唱聲,那是著名的蘇州評彈。在寂靜的夜里,聽到這美妙幽雅的呤唱,你馬上就會體味到“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意境。

                這一年,黨號召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但不久即開始反右派斗爭。學校老師中陸續揪出20多個右派分子。我們幾個幸好剛從部隊轉業,年紀尚輕,言論不多,否則按我們的家庭背景,以及我們年青氣盛的性格,難免受到牽連。

                這年9月我接手大地22班的班主任工作和大地測量課教學。記得組織過學生學習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組織學生投入大鳴大放和紅專辯論。當年黨號召大家都要爭做建設時期的革命者,知識分子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

              1958上學期,二年級的四個大地班2124班到安徽肖縣實習,上一次是在皖南青弋江畔,這一次卻到了皖北。那里是解放戰爭淮海戰役的戰場,雖然戰役過去了十年,但還留著當年戰場的痕跡,人煙稀少,草木凋零,道路泥濘。我們住在鄉政府的一所不大的空房里,空空蕩蕩,一面無墻與天井相通。全村連一張桌子一張床都借不到。因此,我叫木匠用我們造標的零木料打造了一張簡易的桌子。我和學生十多個人擠在用麥草鋪墊的地上睡覺,夜里起來小解后回來竟然再擠不進去睡了。那時,肉類供應已開始有點緊張。一天,我們從山上回來的路上見到有村民在殺豬,我當即交涉買下了半頭豬,半頭豬的肉也只有40多斤重。學生踏著泥濘的道路抬回住地。后來,炊事員王富文分了一半給王文中負責的21班,皆大歡喜。不久,全國都要用肉票了,每人一個月只有四兩肉供應。

              這年8月份,我又帶領該班同學到南京郊區進行控制測量實習,住在祖堂山附近,這一帶現在有南唐二陵、牛首山等旅游勝地。當年卻是雜草叢生少有人至的地方。我清楚地記得用鋪板抬著儀器和行李從公路邊走向住地的情景,那崎嶇山路連小板車都進不去。我們買了幾百斤稻草鋪在潮濕的泥地上,再鋪上一層打背包的油布作為床鋪。測量員的生活很簡單。

            這一年學校某廁所出現一條“反動標語”,所謂反動標語拿到現在來說根本不是什么大問題。但那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是不能隨便提出過激的意見的,連彭德懷等大人物都不能幸免于難,何況小人物呢!很容易構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恰巧,這條標語的字跡和我班一位姓陸的同學的字跡十分相似。因此對這位學生做了許多審查的工作,還找來他在南京另一所學校讀書的姐姐幫助做工作,對這位同學的壓力可想而知。后來破了案,原來是一位已經分配到了東北的同學所為。差一點又是一個冤案。

            暑假以后,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臨時擔任新生班大地27班的班主任工作。該班有兩位復員軍人,其中一位李育堅是黨員,已婚并有小孩了,經常穿一雙土布鞋。他們后來一直是班里的干部,對我們的工作有很大幫助。他們都分配在武漢,我1979年出差到那里,還到他家一聚。現在他們大概已經退休了。他們入學的那年正是大躍進大煉鋼鐵火熱的年代。9月下旬,我奉命帶領他們到鳳凰山鐵礦勞動,我和學生們同住在大禮堂里的地板上。深秋的南京天氣已經很涼了,晚上我和一位叫楊鎮坤的小同學鉆一個被窩。這位同學幾年前從南京鋼鐵廠某處長的崗位退休,最近還常見面。每當見面時大家總會想起那一幕。那些天里,運礦石的火車一到,不管半夜什么時候,都要從睡夢中立即起床,投入戰斗。把沉重的鐵礦石從火車皮中裝上籮筐踏著搖晃的跳板抬到指定的地點。雖然很苦很累,但大家沒有怨言。我想,當時的人誰都不會忘記那熱火朝天的“大躍進時期”的勞動情景。

              后來,學校內也搞大煉鋼鐵,在校園里支起了兩座小煉鐵爐。好笑的是把能回爐煉鐵的諸如學校鐵門之類的都拿去煉,甚至把我們房間里幾個人合買的用于取暖的炭盆也拿去回爐了。當時還要我帶著同一年級的制圖11班同學土法煉焦炭。在學校教職工食堂邊的空地上堆起三座煉焦爐。讓煤燒著而又不充分燃燒,日夜冒煙。最后成為焦炭,歡歡喜喜送高爐。這種焦炭的品質不知如何。我還寫過一首打油詩《煉焦》,刊登在當時的小報上:窯火紅/煙柱高/人多勢眾力無窮/你拉我推滾子快/你抬我打屑成球/三個小時煉成焦/歡歡喜喜送高爐  焦炭滾/人心熱/面紅手黑汗珠滴/為了高爐放衛星/苦干多干是心愿……

              當然,那是一陣風而已,那個年代,浮夸冒進,到處放“衛星”,農村人人吃食堂,吃飯不要錢,似乎共產主義早來到了。實則勞民傷財,不久就開始暴露出許多問題。加上自然災害,蘇聯專家撤退,國家面臨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

              19596月份,59屆大地22班學生畢業,我負責他們的畢業鑒定、畢業分配工作。該班是一個比較優秀的班級。我手上還保留一張當年的小報,其中有他們班考試消滅了不及格的報道,籃球在全校名列前茅。記得在一次馬拉松比賽中,該班有三四名同學達到三級運動員的標準。他們多數被分配到大西北的測繪部門。不少人足跡遍及青藏云貴高原和邊疆雪山,為祖國的測繪事業貢獻了自己的青春。現在回到南京的就有兩位,其中一位就是班長楊位信,他是從大西北地震隊調回南京的。另一位陳同祿是從新疆地質隊退休后回南京的,近年來我們常相聚敘舊,師生、同學情誼甚篤。其他不少人永遠安家在北國天涯了。例如在青島的張君元,他畢業前就入了黨,后來在海洋勘測方面有所創造。在黑龍江的程順大曾寄過一張在蘇丹作業時的照片給我。還有,在成都的張壽崙等,都有音訊。

                送走這個班級后,我接著帶領地形測量一年級03班到南郊青龍山生產實習,測繪15000地形圖。我和邵誠、眭金文等老師分頭帶部分學生。我和十多個學生住在深山大峽谷中一個叫佘村的小村莊里,靠近有名的大連山勞改場。這年南京的夏天奇熱,氣溫曾高達42度。一天,經緯儀觀測中我親眼見一位同學中暑倒在了打標尺的山溝里。由于學生是一年級,還沒有學多少測圖技術,要手把手地教他們,測圖進度很慢。后來由于天氣太熱,生產任務很緊,學生說:還是老師你親自測吧,我們怕完不成任務了。結果我還真的親自測了一小塊圖。在烈日下,雖然有測傘遮陽,汗珠還是沿著手臂流到鉛筆落到圖板上。

              這時,還有一個小插曲:由于住地離測區較遠,要走一、兩個鐘頭才能到達。有一天收工較晚,大家拖著疲憊的步伐往回走,回到住地,天色已黑下來。清點人數,卻少了一位叫丁大國的同學。山區里是有野獸出沒的,我親眼見到過狼,它遠遠地望著我們。這時,我作為帶隊老師,心急如焚。隨即和同學們商量如何是好。他是否在山里迷了路呢?最后決定沿路進山尋找。大家帶著臉盆和手電筒一路敲臉盆一路高喊:乓乓!丁大國!直折騰到后半夜,仍無結果。大家只好回來睡覺,等待天明。可以說今夜無人入睡。沒料到第二天一早,丁大國慢悠悠地回來了。才知道,昨晚回來時他沒有跟上隊伍。見天色已黑,不敢走了,正好見到一戶看山的人家,他便在那里借宿。他不知道大家為他多么擔心。至今,回憶起來,那乓乓!丁大國!的呼喊聲仍在耳邊回響。

              這次的任務直到8月下旬才結束。按今天來說早已放暑假了。那正是南京最熱的時期。我睡在一間人不能直立的小閣樓里,在地上鋪上草席,白天烈日把瓦頂曬得滾燙,深夜無法入睡,但也不能不睡,只好什么也不顧了,鉆進蚊帳里,一條濕毛巾放在身邊,雖然全身和草席都濕透也不管,擦一下繼續迷糊地睡去。有的同學則干脆不睡,在大門外聊天。睡不好,吃也不好。這一年糧食供應已很緊張了,開始瓜菜代的時期。我們經常吃的是面疙瘩,即和好的面粉用手一塊塊地放入滾燙的開水中煮熟,也沒有多少蔬菜和油水,是最偷懶最簡單的伙食了。

              實習結束時,按通常的習慣,把平時每天特意節省下來的伙食尾子用來會餐。這一餐不定量,放開吃。因此,飯前,邵誠老師要我作一個“動員”,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吃得過量。炊事員李長山是善于做面食點心的,除了平時不可能有的菜肴外,還做了幾樣點心。在當時也算是豐盛的了。但是我們的擔心并不是多余的。竟然真有幾位同學掙壞了肚子。因為平時的伙食不怎么樣,這一餐突然暴飲暴食而得病,又吐又拉,成了大家日后的笑柄。

                    1959暑假后,新學年開始了。我又接過大地27班的班主任和大地測量教學任務。因為有了一年級和他們的接觸,對他們已不陌生了。我和他們一起度過了1960國家經濟困難時期,直到1961畢業。兩年多時間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實習、勞動,他們的足跡踏遍棲霞山堯化門滄波門等我校的實習和勞動基地。他們的成績在全校名列前茅,多次獲得六好紅旗稱號,在畢業合影上,四位女同學在前排各執一面錦旗,留下了永恒的回憶。

              這個時期是我擔任工作最重的時期,每周要上十多小時的新課,備課任務很重。外加班主任工作,時常要深入到教室和宿舍,了解學生的思想情況。1960五四,我被評為學校的優秀團員。

            19617月底8月初,我負責該班同學的畢業鑒定、畢業分配。他們同樣被分配到了祖國的四面八方。畢業時幾乎每位同學都送給我一張小照片,至今我還珍藏著。三十年后,即19916月,該班以及同時畢業的28班在江蘇附近的校友們共三十多人返校歡聚,紀念他們畢業30周年。他們送給我的禮品至今仍擺放在房間里。見物思人,我常常想念他們。值得欣慰的是,在新疆、廣州、南京和上海等地還時常可以見到其中一些同學的身影。該班在南京共有七位同學,我在廣州打工的那幾年,每次返回南京,總要把他們召在一起聚聚。歲月沖不掉師生、同學的情誼。

              61年春節,我回廣州探親。那情景在本網頁的《一封四十年前的信》中已有記述。暑假后,我又擔任62屆即大地29班的班主任,并教授天文測量課程。教課之余,我們還要編寫教材。在這之前,大地測量學所用的教材都是自編自印的講義。我們從1959年起便逐步積累資料編寫教材,爭取正式出版。潘郁、張宗文、王文中和我分工負責,還要親自繪制大量的插圖。因此,經常夜以繼日地備課和爬格子。后期,高昌洪老師支援越南后回國,是我們的教研組長。經過幾年的努力,以他為主編的《大地測量學》終于在1962年正式由中國工業出版社出版。這是我校測繪專業第一本國家正式公開出版的中專教材。沒想到在全國測繪類學校中十分暢銷。這是我們大家署名編著的第一本書籍。我們也得到一份在當時來說不算少的稿費。在稿費的分配上大家都表現出很高的風格,我們這些轉業軍人沒有辜負黨的教育,記得,我和其他三位老師每人還從中拿出60元(相當一個月的工資),請潘如玉老師裝了四部電子管收音機,那么笨重的收音機一直用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才讓位于半導體。

            這時國家經濟面臨全面緊縮。同時隨著全國大地控制網的逐步建成,大地測量人員已經不需要那么多了。因此我校大地測量專業從最初每年67個班逐步減少,62屆只剩一個班級了。當年,不少學校停辦,不少工人職員下放農村務農。而我校這一屆學生也生不逢時,于19626月即宣告提前畢業,但暫不分配工作。農村來的學生回鄉,城市來的學生統一到蘇北東辛農場勞動。直至兩年后,19644月,國家經濟形勢稍有好轉才把學生召回分配工作。

            那幾年里,學生按專業組成連隊,大地測量四個班級,三年級的2728、二年級的29和一年級的30班組成一個連隊。我們的業余生活也十分豐富。我愛打籃球、乒乓球,曾是校隊隊員。我愛玩樂器,在學校的樂隊中拉過小提琴、二胡,彈過秦琴,吹過小號。我幫學生排過不少節目。在大禮堂指揮過近兩百人的大合唱和測繪科教工的大合唱。對于一個單身的青年教師,我的整個生活和學生融合在一起,除了教學,還常常和他們打球唱歌跳舞。

            學校的運動會、歌詠比賽常常是以連隊為單位的。我和勞永樂、王文中、張宗文等老師參與組織學生進行各種活動,演過不少節目。他們體育運動的成績也很突出,女子4*100米接力的紀錄后來一直沒有被打破。演出的文藝節目有《逛新城》(張國維顧金明主演,我和勞參加伴奏,該節目后來還被選到市里在人民大會堂演出)、歌劇《八月桂花遍地開》、大合唱《祖國頌》等。最讓人難忘的是1963年為紀念“12.9”學生運動28周年,我們和30班同學共同演出的話劇《火燒趙家樓》,我在該劇中先扮演美國佬,在地上鋪開的中國大地圖上和各個帝國爭奪瓜分中國。后面又扮演賣國賊曹汝霖。張、勞等老師都分別扮演了角色。潘慧芳、趙金秀、張國維等也參加演出,反響不錯。這一場話劇的規模在我校歷史上也不多見。同時,除了我們的樂隊演出外,我還在大禮堂演出過小號獨奏《劉三姐》。這些,在當時各方面物質條件并不豐富的環境下,給人們帶來了無比的精神歡樂。由此,學生對母校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1962大地29班學生回鄉務農后,我又擔任30班的天文測量課,班主任是張宗文老師。原先擔任該課的是一位老教師,學生普遍反映聽不慬。后來換了我去,則沒聽有人說聽不慬了。這似乎有點自我吹噓。其實,幾十年的教學生涯中真正沒有多少反映聽不慬我的課的。這一點同學們可以作證,同事們可以作證。天文測量是一門很抽象的學問,牽涉到天球和天體運行的概念,講得不得法學生就很難慬。

            大地30班是我校大地測量專業的最后一屆學生,他們成績優秀,十分活躍。由于暫時難以分配,他們由3年制改為4年制,于1964年才畢業。

            1963下半年,我帶領該班部分同學到南京郊區青龍山、孔山一帶造標和水準測量實習。這個組大約8位同學,還記得有兩位女同學潘慧芳、呂瑞云,男同學有王子偉、方志遠、王松濤、許愛民、陳培鈞和羊鴻遠等。我們的住地多次轉移,一次住在瘋人院附近,看著瘋子們胡言亂語手舞足蹈。一次住在楊梅塘勞教所附近,目睹犯人們怎樣被監督勞動,沒有自由。我相信以上同學對此至今不忘。

            這一年的1013是我的27歲生日。這一天下午,就是上面提到的兩位女同學潘慧芳、呂瑞云從丹鳳街的一家飯店買來一碗壽面,用一個茶缸裝著,恭恭敬敬端到我的房間里來,算是為我祝壽。那時是不興什么蛋糕的。原來很巧,潘的生日和我是同月同日。在人生有限的幾十個生日中,這是一個十分特別的生日祝福,那天的情景我永生不忘。從此,每當生日的這一天,我和她都會想到對方,互致問候和祝愿。現在潘在蘇州,呂在天津,都已退休了。但歲月沒有沖掉我們的情誼。今年(2003)的生日,適逢我和潘慧芳都在南京,她特地到我家來共同度過了我們的生日,這也是人間少有的事吧。

            1964春節前,為了準備這個班級的畢業實習,我和測繪科曹主任到蘇州望亭鎮布置基線網進行選點。21日這一天,我們2人早上8點出發,每人肩扛一根78米長竹竿,分別到兩個相隔幾公里的點上,檢驗是否互相通視。后來我們會合時,已是下午兩點鐘了。這一天我們步行了幾十公里,沒吃沒喝,饑寒交迫,精疲力盡。好容易找到一戶農家,請他為我們煮飯。主人對我們很是客氣。當時,年關將至,家家戶戶開始儲備年貨。隨手就端上幾樣菜肴。香噴噴熱騰騰的新米飯剛端上來,我們就狼呑虎嚥了。

            測繪事業是艱苦的事業,強者的事業。我們常常在沒有路的地方踩出路,無人涉足的地方我們要上。

            記得有一次,我們的學生在一個山頭上觀測,忽然發現山路上有人緩慢地向我們靠近。漸漸看到是一位老太,手里拿著瓦罐裝滿開水向我們走來。原來她看我們如此辛苦,特地給我們送水來了。我和同學們非常感動。測繪工作者是建設的先鋒,他們在繪制建設的藍圖,也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幫助的。

            春節過后不久,我又一次奔赴蘇州,繼續準備這最后一屆大地專業學生的實習。這一次是和王文中同志同往。3月初,殘冬雨雪中的蘇州,桃花正開。我們開始澆灌標石、加工標材,繼續選點,尋找已有的地面測量點位。有一天,為了尋找水準點,我單獨沿著京杭大運河岸,從望亭步行到滸墅關。這一路在鐵路線上是一站之遙。傳說這運河是當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時所經過的。到了滸墅關,皇帝脫口而出,把讀成音,此后,這個地名就叫滸(音許)墅關了。

            正在我們即將完成蘇州實習準備工作的時候,學校領導傳話要我返校。原來是選派我參加市委農村四清工作隊,到市郊搞四清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該班于19647月畢業,比他們的上一屆兩年前畢業的29班同學分配時間僅遲兩個多月。他們畢業時,我正在農村搞運動,沒能給他們送行。

            自此,我在農村進行了兩年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接著1966年回校又經歷文革動亂的年代。實際上所有老師都中斷了教學生涯,對我來說,課堂教學一別幾乎長達十年之久。

              這里應該簡要說一下我的戀愛、結婚和兒子的出生因為正是在這一時期。

            1961年大地27班同學畢業。之前,在我接觸過的學生中不乏窈窕婌女,也有頻頻向我靠攏親近者,這自不必多說。但那時,我們絕不像現在的年青人開放浪漫。時代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我們還一門心思放在學習和工作上。除了緊張的教學備課之外,還在學俄語、學教育學、學心理學等課程。加上我們喜愛文學,讀小說,練習小提琴等,業余時間的活動很充實。

            但是,記不清哪一個晚上,我們同房間的三個人躺在床上突然講到了這一話題,大家似乎突然情竇初開,覺得青春正旺,男大當婚,是談戀愛的時候了。那時王已有了女朋友,我和勞則沒有。我們還請他的女朋友注意給我們物色對象呢。記得當時的黨支部書記潘郁同志也關心過問我們的事。自那以后,我也在尋找目標。好比瓜落蒂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24月經張峙英老師的牽線,就有了我和荷英今天歷經了40年的婚姻。按西方的說法叫做紅寶石婚了。你不得不相信世上有緣份。

            夫人荷英是以上所說的我校1962年畢業生,當年沒有分配工作,只好回家種菜(家是常州郊區的菜農)。我們于19631月結婚。那個年代婚禮十分簡樸,沒有屬于自己的一樣家具。床是校長用過的席夢思,住房就是我們四個小廣東原先住的大房間。在一張獎狀大小的結婚證后面批給我們幾斤糖果和布票。幾位女同事幫著買布套被子,剪喜字。但是也辦得很熱鬧。在張宗文、邵誠老師的策劃和主持下,像賈寶玉結婚一樣,新娘用紅蓋頭遮起來,由我牽入洞房。我們雙方的父母親人都沒有在場,卻有六七十位領導和同事前來助興。當時的牟校長、成書記他們都來賀喜。我記得最后送走的是鈕繩武老師。當夜深曲終人散后,我們才想到晚飯都沒有吃。還是新娘子想得周到,留有幾個雞蛋充饑。這就是我們的新婚之夜。婚后不久她又回到了常州,當年129日兒子出生。那正是他的爸爸為紀念“12.9”而演出《火燒趙家樓》后不久。兒子取名贊寧,是虎踞龍盤今勝昔,贊美南京之意。直至1964年,荷英那一屆學生才分配工作,但遺憾的是,那年卻沒有分配江蘇的計劃,只好把她分配到最近的浙江地質測繪隊,算是領導照顧了。她放下未滿周歲的兒子,堅持在野外作業,十年中足跡踏遍浙江的山山水水。中間正是文革時期,我們成了牛郞織女。

            至于那十年的情況,且看下篇《動亂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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