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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董必武——雖年邁,仍是“四人幫”奪權的一塊絆腳石  

             

                                       悼董必武

            董老英名一代傳,先鋒戰士汝當前。高風亮節人追慕,革命勛勞入簡篇。

                                                                                            1975.4

             

                                                                               (一)

             

            197542日或3日,其時,我身處雷州半島農場。那天早晨,生產隊的廣播響起陣陣的哀樂聲,那是告知國人,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逝世了。認真聽聽播音員所講的內容,得知是董必武同志逝世了。

            董老逝世時,已是89歲,本來也不值得過分哀傷,但是,在那個年代,在政治斗爭十分敏感的時刻,一個89歲的老人,也是政治陣營中的一顆重要的棋子,其時我身處邊疆僻壌,對上層的“路線斗爭”知之不多,但也隱約覺得,董老此時去世,肯定對國家不利。大概就在當日,我在牛車上吟出了上面那首詩;又或者,在夜間,再伏在油燈下加以修改潤飾。這首詩寫得當然不算好,主要是對董老革命勛勞和高風亮節的贊美,而這一點,又肯定不會有錯的。

                                                   

                                        (二)

            董必武,湖北黃安(今紅安)人,這是一個“將軍縣”,1955年授銜時紅安籍的將軍多達61人,如陳錫聯上將、王建安上將、謝富治上將、王近山中將等,當然還產生了李先念等無產階級革命家,這在前面已提到。董必武生于1886年,原名賢琮,又名用威,號壁五。年輕時考過科舉,但后來接受了革命思想,開始追隨孫中山,191125歲時加入中國同盟會,同年參加了辛亥革命。之后追隨孫中山繼續革命,五四時期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秋,與陳潭秋等在武漢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董老以上的經歷,我只作略寫,我想較詳細敘述的,是19217月董老參與的發生在上海的一件事,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事。

            1921723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的一座石庫門房子,聚集了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中青年人,他們在干著一件驚天動地的、開天辟地的大事,盡管他們當時并不一定意識到。

            先回溯到19202月中旬的某一天,在北京往樂亭的路上,行走著一輛騾車。車上,坐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領導者——42歲的陳獨秀和32歲的李大釗。他們在逃避北洋軍閥的追捕,卻能聚在一起商議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的事宜。1920年秋冬,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及日本東京、法國巴黎的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這些小組的成員和負責人,我錄此備忘,最前者為負責人:

            上海:陳獨秀、李達、陳望道、李漢俊、俞秀松

            北京:李大釗、鄧中夏、張太雷、何孟雄、高君宇、羅章龍、張國燾、劉仁靜

            湖南:毛澤東、何叔衡、易禮容、彭璜、陳昌、夏曦、郭亮

            武漢: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包惠僧、劉子通、趙子健、趙子俊

            山東:王燼美、鄧恩銘

            廣東: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

            日本:施存統、周佛海、彭湃

            法國:周恩來、趙世炎、張申府、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羅學瓚、張昆弟、李維漢、李富春、肖子璋、李立三、劉伯堅、熊雄、陳公培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全國共有57名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上面還不夠這個數。

            19216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柯爾斯基到達上海,他們認為中共正式建黨條件已經成熟,上海小組代理書記李達遂發信通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各選派兩名代表到上海集中開會,于是,便有了上面的內容。這12名代表的年齡、身份如下:

            上海:李達29歲,商務印書館編譯;李漢俊31歲,商務印書館編譯。

            北京:張國燾24歲,北京大學學生,兼任北京西城區文化補習學校數理教師;劉仁靜19歲,北京大學學生,兼任北京西城區文化補習學校英語教師。

            長沙:毛澤東28歲,湖南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主事(相當于校長);何叔衡45歲,湖南第一師范附屬小學教師。

            武漢:董必武35歲,武漢中學校長;陳潭秋25歲,武漢中學教師。

            濟南:王燼美23歲,濟南第一師范學生;鄧恩銘20歲,濟南一中學生。

            廣州:陳公博31歲,廣東法政專科學校教授。

            日本:周佛海24歲,日本第七高等學校中國留學生。

            上述12人為一大正式代表。尚有包惠僧27歲,其時在廣州某報館工作,陳獨秀指派他代表自己出席。由于陳獨秀不能參加,一大臨時決定由張國燾這位北大學生主持,毛澤東、周佛海擔任記錄。參加一大的尚有馬林尼柯爾斯基。在法國的小組成員沒有派代表出席,應當是山長水遠,難以赴會,如果周恩來能參加一大,那肯定會使一大更添光彩。

            13位代表(包括包惠僧)之中,當校長教師的有5人;當學生的有5人;當“職工”的有3人,這充分說明了,知識分子才是最有遠見的階層。13位代表之中,年齡最大的是何叔衡,45歲,最小的是劉仁靜,只有19歲。我在羅家倫先生的回憶五四運動的文章中看到,五四運動時,年僅17歲的北大學生劉仁靜在集會上激動地拿著一把刀子要破肚子以抗議北洋軍閥的賣國行徑,既感人又帶有幾分幼稚。然而,就是這一批中青年人,在上海繼而在嘉興南湖,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屆中央委員會,揭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董必武參加了這次大會,我們可知他在中國共產黨中的地位。參加一大的代表,我們都能看到他們的照片,最有特色的,也要數董必武了。其他人都是現代的裝束打扮,唯獨他是戴著一頂“地主帽”,留著兩撇胡子,一副清朝遺老的樣子,很難想象他是個職業革命家。

             

                                       (三)

            有關這次會議的經過,我不作贅述了,很多書和文章都有介紹,我只想提三件有趣的或者說是奇怪的事情。

            一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是誰?在文革期間及以前,這屬于一個幼稚無知甚至反動的問題,因為誰都會立即回答:“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然而,當我們認真研究一下一大的歷史,就覺得很難下這樣的結論,說毛澤東說黨的創始人之一可以,但把功勞歸于他一人,顯然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因為一大的召集人是李達,主持者是張國燾。而更主要的事實是,陳獨秀和李大釗,自五四運動后,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促成了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有此基礎,才有政黨的成立,應該說,陳獨秀和李大釗,才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文革前,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說了這樣一句話,大意是:“是黨接納了毛澤東……”這話顯然是否定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196656月間文革開始,李達即因此被”造反派“批斗迫害,824日即死去。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我看到《羊城晚報》大字標題寫著:“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南陳北李”,這就是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我要說的有趣或奇怪的事并非這件,既然南陳北李是共產黨的實際創始人,那為什么這么重要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倆都不參加?這才是有趣而奇怪的事!當時,陳獨秀到哪兒去?原來他被與孫中山合作的廣東軍閥陳炯明聘任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正忙于在廣東發展教育事業,無法脫身到上海開會;而李大釗,時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也無法脫身去開會。如果以現在的眼光來衡量,這是不可理解的,有什么事大于建黨?參加了一大,不是更名留青史嗎?然而,南陳北李都沒有出席,或許,他們當時并沒有想象到,這個會議有多么的重要!

            二是,1945年黨的七大,要定出黨的生日,然而,參加過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怎么也想不起一大是在什么時候開的,毛澤東還是一大時會議的記錄人之一,他也記不住,只記得大概是在七月份,最后,就取七月一日為黨的生日。這也可以說明,在當時,包括毛澤東、董必武在內,都沒有意識到,這個會議有多么的重要,要把開會的日子牢牢記住,把文獻資料好好保存下來。

            三是,一大的會址,解放后當然要作為歷史文物古跡加以保護,然而,那會址居然遍尋不見!參與一大而仍健在并留在國內的有毛澤東、董必武、李達、劉仁靜、包惠僧,他們都無法記憶起開會是在哪一座房子內,最后還是根據周佛海日記找到“李漢俊兄李書城家”的線索,又在當年會議期間負責看風的李達夫人王會悟及一些知情人的努力下,花了許多周折才找到會址,而民國政要李書城解放后仍建在,1965年才去世,為何不借助于他?這事也有點不可思議。但不管怎樣,一大的歷史意義,的確是在二十多年后才越發顯得巨大。

             

                                       (四)

            至于參加一大的13位代表,其去向也很有趣,也值得研究:

            王燼美,堅持革命斗爭,19251月帶病出席“四大”,8月在青島病逝。

            李漢俊1924年因與陳獨秀、張國燾不和而脫黨,但仍信仰馬克思主義,19271217日在武漢被桂系軍閥殺害。

            鄧恩銘,堅持革命斗爭,1928年在濟南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193145日就義。

            何叔衡,堅持革命斗爭,193410月紅軍長征后留在蘇區,19352月在福建長汀突圍時犧牲。

            陳潭秋,一直在黨內和共產國際任職,1939年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新疆辦事處負責人,19429月在新疆被軍閥盛世才殺害。

            陳公博1922年即脫黨,1925年加入國民黨,抗戰時成為第二號大漢奸,19466月被處決。

            周佛海1924年因反對廣州革命政府被開除黨籍,隨即加入國民黨,抗戰時成為第三號大漢奸,1948年死于監獄。

            李達1923年與陳獨秀不和脫黨。194912月重新入黨,曾任武漢大學校長,1966824日去世。

            包惠僧1927年脫黨,后在國民政府任職,解放后任國務院參事,19797月在北京病逝。

            張國燾,建黨后一直擔任黨的領導職務,1935年在長征途中搞分裂活動,19384月出逃投靠國民黨,1949年后去香港,后移居加拿大,197912月在多倫多一家養老院病死。

            劉仁靜1929年因參與托派被開除黨籍。1950年作公開檢討。曾任北師大教師、人民出版社特約翻譯,1986年任國務院參事,198785日遭車禍逝世。

            13人中,革命到底,活到七十年代的,就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由此亦可見,革命征途多么艱難曲折,這13位黨的創始人,有的犧牲,有的脫黨,有的變節,有的甚至墮落為大漢奸,能保存姓命并堅持下來,實在不容易。

            參與建黨以后,董必武回武漢建立和發展湖北省的黨組織,先后任中共武漢區區委委員、武漢地委書記、湖北省委委員。1924年國共合作時期,領導籌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湖北省黨部常委。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41歲時被派往莫斯科學習。1932年回國后,在江西革命根據地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最高法院院長、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任等。

            193410月,中央紅軍在蔣介石的五次“圍剿”打擊下,被迫放棄江西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其時,董必武剛好50歲。當時中共高級干部中,象董必武這樣大年紀的并不多,與他一起參加一大的何叔衡,其時57歲,中央覺得他難以堅持長途跋涉征戰,讓他留在江西,而比他少7歲的董必武則隨軍長征。4個月后,何叔衡即在福建長汀水口鄉與敵遭遇,在突圍中犧牲,留下來反倒保不住姓命,而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董必武,卻活了下來!

            我在倉促之中找不到董必武參加長征的資料,但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位50歲的老人,無論在長征途中怎么得到照顧,都是一件非常艱難困苦的事,別的不說,光是那大雪山,那大草地,就令人望而生畏,而董老硬是頂下來了,從江西走到了陜北,足見他的意志多么堅強!這是我寫董老,特別要提到的一點。

            董老到陜北后,曾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抗戰開始后,他長期參加與國民黨的協商與談判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中央財經部長、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最值得一提的是,19454月至6月,曾作為解放區的代表參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成立大會,這在中共高干中是絕無僅有的,其時,他已59歲。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歷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和代理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

             

                                       (五)

            我要特別提到的,是董老在文革期間的情況。

            文革開始后,包括朱德、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等老同志都受到或多或少的沖擊,因為他們在共產黨成立以前都在舊軍隊中任過職,送一頂“軍閥”“土匪”的帽子也還沾點邊,而董老,其時已80歲,大概林彪、江青一伙很難找到他的“劣跡”,加之80歲的老人已無多大威脅,因此,我在當時沒有看到過對他不利的大字報。

            19694月,中共九大召開。這是一次兩大陣營激烈斗爭的會議,也是權力再分配的會議。中央主席當然是毛澤東,副主席則只有林彪一人,成了寫入黨章中的法定的接班人。政治局常委五人,為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顯然,權力的天平傾向了林彪集團。政治局委員21人,林彪與他的干將黃永勝、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簡稱“黃吳葉李邱”),已占去6位,加上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這個陣容已令老革命心寒。除毛澤東外,屬于老一輩革命家的僅有8人,為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周恩來、董必武。在這8人中,70歲以上的人就有5人,周恩來71歲,葉劍英72歲,劉伯承77歲,朱德和董必武都是83歲。當時還沒有干部年輕化的提法,老實說,70多歲尤其是80多歲的老人,參政議政的能力總是很有限的了,然而,在當時那種老革命被大量打倒的政治氣候之下,上述幾位老人仍能占著中央政治局中的幾把交椅,卻又是稍稍能穩定人心的信息。

            時間又過去四年多,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兩年后,即19738月,黨的十大又召開。黨中央主席當然是80歲的毛澤東,副主席又增至5人,為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這個情景當然比九大時好一些,主要是“好人”占了3個,尤其是周恩來位居第一副主席,盡管他當時已75歲,而且重病在身。滑稽的是在十大冒出了一個政治怪物王洪文,那是毛澤東以“工農兵最革命,最可依靠”的觀點,認為他當過農民、工人、戰士,集工農兵于一身,再加上有“造反精神”,當過造反司令,又年紀尚輕,于是,把他提拔為接班人!這小子肯定無論怎么做夢也夢不到有此等幸運,我估計私底下他肯定狂笑過幾百回!我更不知道當時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許世友等人會怎么想的,但肯定可以想象許世友會恨得牙癢癢,卻又無可奈何!

            還是說回政治局常委吧。這屆的政治局常委有9人,為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87歲的朱德和董必武依然在位!87歲的老人仍能發揮多大作用,作出什么英明的決策?我估計他們在病床上的時間肯定會多于開會的時間。我認為,他們當年最大的作用,就是以他們在黨內的威望占著政治局常委的兩個位置,擋住了江青、姚文元等人的去路!

            一年多之后,即197542日,89歲的董老去世了。我不知他去世前的心情怎么樣,是否擔心“四人幫”仍在禍國殃民,但他未能親眼看到“四人幫”的倒臺,總是一件遺憾的事。

             

                十、蔣介石——從獨夫民賊回歸常人

             

                                  寫于蔣介石逝世

            屠刀揮舞浦江頭,圍剿蘇區血濺流。反動終須成敗將,魂歸臺島臭千秋。

                                                     1975.4

             

                                       (一)

            1965年,其時我在廣州讀高一,每天從越華路的家步行到省華僑中學上學,放學后,又從學校步行回家。我每天經過教育路的報紙欄,都看一會《羊城晚報》或《南方日報》等,了解國內外大事。3月6日,是一個初春的日子,放學后,我依舊湊近報紙欄,看著看著,忽然發現有一小塊“豆腐干”,標題只有四個字:“陳誠死了”。再看看那有限的內容,得知臺灣第二號人物、“行政院”副院長、“副總統”、國民黨副總裁陳誠于3月5日在臺北去世。

            我當時雖只是高一級學生,但肯定比現在的學生更關心國家大事、歷史知識了解得更多些,對陳誠當然是知道得清楚的,不過,我所要談的,并非標榜自己如何如何,我想要談得是,那報紙的標題,“陳誠死了”四字,的確充分體現了中國語文的特點,達到言簡意賅而又愛憎分明的效果,所以三十多年之后,我仍能記得清清楚楚。在當年,海峽兩岸處于冷戰和敵對,所以對國民黨人,我們是很少報道的,即使報道,也是十分低調,67歲的陳誠的逝世就是如此。

             

                                       (二)

            時間又過去9年,就在89歲的董必武逝世后的3天,即1975年4月5日,比董老小一歲的臺灣島上的獨裁者、“臺灣總統”、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也死了,消息當然也從報紙上傳出,其時我身在農場,我記不起是從晚來多少天的報紙上看到消息的,也實在想不起標題是什么,但似乎不是用“死了”這樣的字眼,不管怎樣,處理的手法同樣是低調的,那“豆腐干”比起陳誠的大一些,但也不會大很多。

            當年的人,了解蔣介石就象了解毛澤東一樣,不同的是,蔣介石是個典型的反面人物,提起他,就會想到血、想到屠殺、想到魔鬼,因此,對于他的死,是大快人心的事,盡管沒有燃爆竹、敲鑼鼓等的慶祝活動。愛憎分明而又會寫上幾句詩的我,當然又遇到寫作的題材,于是,便有了上面的四句。第一句,是寫他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第二句是寫他對革命蘇區發動五次反革命“圍剿”,屠殺了無數民眾;第三、四句,當然是寫他最終被共產黨和人民打敗,逃到臺灣,如今死在臺灣,遺臭萬年。詩歌寫得直露,稍有點歷史知識即能讀懂,談不上有多少藝術性的。

            過去我們所知道的蔣介石,可以說是罪惡累累,沒有任何優點的,報刊如是說,電影如是說,教科書也如是說,除了上面提到的,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外,還有消極抗日,制做磨擦,專搞分裂;投靠美帝,出賣主權;反攻大陸,夢想變天等。六十年代,出了一本不易買到的暢銷書,是香港作家唐人所著的多卷本的《金陵春夢》,更是以記實文學的形式寫盡了“鄭三發子”的丑行。所以,即使“博學”如我,當時也很難知道蔣介石會做過些什么好事,只記住他“獨夫民賊”“人民公敵”兩個最主要的銜頭。文革開始后,我曾去過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看到陵墓頂上的自由神已被某大學的“造反派”砸爛并不知棄之何方,墓碑上凡有“國民黨”“蔣中正”“汪精衛”“胡漢民”等字眼的,皆被鑿去,弄得斑斑駁駁。所以,要尋找一點有關“蔣介石”的痕跡,那就更難了。

            1980年后,國家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極左思潮得到糾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真正來到人們的身邊,于是,歷史人物得到正確的評價,即如蔣介石,人們也漸漸了解到,他也并非壞到透頂,一無是處,原來他也有不少“光榮歷史”,也有一些“閃光點”。

             

                                       (三)

            1887年10月31日,蔣介石出生在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1918年更名中正,筆名介石。蔣介石的母親叫王采玉,1921年6月16日病逝,終年55歲。蔣介石對母親感情特別深厚,在他統治舊中國二十多年中,除了抗戰時期在重慶外,幾乎每年清明節,他都要偕同宋美齡回家鄉掃墓,這可算優點之一吧。

            1907年夏,蔣介石考入袁世凱辦的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官學校。第二年,他就被派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一期深造。并經陳其美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又經陳其美介紹,結識了孫中山。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蔣介石、張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由長崎乘日輪回國,10月30日抵上海。11月3日,蔣介石助陳其美攻占上海,其后被上海都督陳其美任命為滬軍第五團團長、攻浙先鋒隊指揮官。隨即,蔣介石率部攻打杭州,他親率敢死隊員百余人攻打杭州撫署衙門,取得勝利。蔣介石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現,無疑是非常英勇的。

            1913年春,蔣介石又從日本回上海參加孫中山發動的討袁戰爭,受命攻擊江南制造局,兩番攻擊均告失敗,并被通緝而亡命;1915年及1916年,蔣介石再度從日本回國,參加驅袁戰爭。應該說,這段時間的蔣介石,乃是革命的英雄。

            1918年,蔣介石被孫中山派往廣東及福建任軍職;1919年,他在軍事失利后到了上海,開設了一家商品交易所,由于他投機有道,經過一年時間,他賺了一百萬元,為孫中山籌措了一筆活動資金。以前的“教科書”只說他是混跡上海灘的流氓兼投機商,只會結識黃金榮、杜月笙、虞洽卿等青洪幫頭子,顯然是不確的。

            1920年,蔣介石受孫中山之命回廣東重返軍界,入陳炯明部,并受孫中山命令擬定進軍兩廣進而統一中國的作戰計劃。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總統府,17日,孫中山登上永豐艦(后改為中山艦),率海軍與叛軍對抗。兩日后,正在家鄉為母親逝世一周年祭奠的蔣介石收到孫中山的急電,即南下,29日,蔣介石登上永豐艦護衛孫中山。8月9日,孫中山乘英輪轉香港,14日抵上海。9月間,蔣介石寫出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痛斥陳炯明,歌頌孫中山。在這次事變中,蔣介石的表現簡直出色透頂,深得孫中山的信任,不久,他被任命為第二軍參謀長,繼而,又被任命為廣州大元帥府大本營參謀長。

            1923年8月,蔣介石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到蘇聯考察,12月回到上海并寫了一個考察報告。這個時期的蔣介石,無論言與行,都是一副左派的面目,更深得孫中山的信任。所以,1924年5月,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北上北京后病逝。自詡為孫中山信徒的蔣介石,并沒有遵循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而是制造各種事端,排擠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逐漸掌握大權,并一步步走向獨裁,以后的情況,不作敘述了。

            1949年5月,蔣介石回到故鄉溪口鎮,每日游歷故鄉的山水及祖先的墓地。24日下午,他帶領兒子、媳婦、孫子一行到母親墓前,行三拜九叩大禮,欷噓涕泣,喃喃禱告:“不肖子瑞元,此刻辭別您老人家,不知何日再來重掃您的陵墓。”蔣介石的孝心還是令人感動的。26日晨,蔣介石乘坐的“太康”號兵艦駛出吳淞口,離開大陸駛往臺灣。

             

                                    (四)

            蔣介石到臺灣后,做了些什么好事呢?這在過去的傳媒和書籍中是找不到的。記得當年的報紙,開設有一個欄目,叫“港臺今日”,那當然是盡挑香港和臺灣的“陰暗面”報道,讓大陸的民眾深感港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更堅定了我們“要解放全人類”的決心,盡管我們自己正吃著粗米糠和甘蔗渣。改革開放后,我們才漸漸知道了,原來蔣介石在臺灣,也做過好事,而這些好事還寫進各類辭書之中。

            一是,“統治臺灣26年期間,臺灣的經濟有較大的發展”。蔣介石龜縮在臺灣,他要在那狹小的海島上求得生存,他不得不要建設,要發展,因此,他借助于美國的援助,在臺灣大力發展經濟,到了蔣經國時代,經濟更加速發展,使得臺灣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臺灣的經濟發展了,民眾的生活水平自然也提高了。1979年后,當我們得知,在我們搞“革命”時,臺灣人在搞建設;臺灣人的生活原來比我們幸福得多時,我們有多么的尷尬和無奈。改革開放后,我們又是多么的盼望臺灣的商人們來家鄉投資辦廠,讓我們也能致富。臺灣的經濟成就,是蔣介石晚年的好事之一。

            二是,“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這一句話,似乎很平凡,但是聯想到現在的令人頭疼的李登輝、陳水扁,就覺得這句話的可貴了。蔣介石到臺灣后,仍堅持反共的立場,仍想反攻大陸,他任為大陸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只不過被“共匪”占領而已。在他的政府中,仍有大陸各省的省長。因此,他從來沒有想過在臺灣搞獨立,另成一國。臺灣不是沒有人搞“臺獨”,但都被他鎮壓下去,這一點,也深得毛澤東的贊許,他認為,臺灣還是留給蔣介石好。因此,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維持臺灣的穩定,也是蔣介石晚年的好事之一。

            三是,據報刊的透露,蔣介石雖堅持反共的立場,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五六十年代,他就曾派有密使與北京秘密接觸,尋求某種諒解和合作,倒是因為大陸方面老是“運動”不斷,最后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才使得那種秘密接觸停頓下來。

            我寫了這么多,當然并不是想為蔣介石“歌功頌德”,我只想說明,時代進步了,我們也學會了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評價歷史人物,而不是過去那種“一棍子打死”,所以我們今天才能看到《曾國藩家書》《獨秀文存》《梁實秋全集》等著作。

            綜上所述,我的詩歌顯然有缺陷,尤其最后一句:“魂歸臺島臭千秋”,就更加不確切。當然,也不必改動,就把這詩當作一件歷史文物吧。

             

                           十一、康生——原來你是個壞家伙啊 

             

                                       挽康老

             征途艱險最誠真,馬列勤攻勵國人。可嘆忠魂今日去,應知大業正需君。

                                             1975.12

             

                                        (一)

             

            在上一節中,我有一首悼念謝富治的詩,那已經使我感到十分的慚愧,因為它暴露了我的愚昧無知;想不到,翻到了這一頁,又遇到了這么一首,使我更加的無地自容!本來我把它舍棄就是了,誰也不會去翻查我的歷史;又或者,我干脆把詩歌改動一下,這對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把它改成我已識穿康生的奸邪嘴臉,并對他加以揭露和諷刺。但是,這并不是歷史!在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去那天,別人也許已經知道他是一個大奸臣,而我真的不知道!

            1975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由于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電臺當然播放哀樂,而他的追悼會的規格當然也非常高,只可惜我未能記住詳情。對康生,我并沒有很好的印象,但他畢竟是一位“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作為“愛國愛黨”的我,知道他的逝世,也是習慣使然,于是寫下了上面那首挽詩,但由此又弄出了一件丑事來,我現在后悔莫及!

            詩的第一句,當然是寫他對革命最忠誠;第二句突出他的特點:是一位馬列主義理論家;三四句,我當時仍困在邊遠的雷州半島農場,消息閉塞,忠奸難辯,加上受“愚民政策”的愚弄,真的以為“大業正需君”,可嘆!可嘆!

            說起康生,年輕一代當然不知或知之不詳,而上了年紀的人,又豈會不知?不過,他的真正冒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而他的歷史及種種罪行,則是在1980年之后才讓世人了解的。

             

                                       (二)

            康生是山東諸城人,1898年出生于一個地主家庭,原名張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趙容等。年輕時的康生就是一個花花公子,早年在上海大學讀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滬中區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及秘書長。1930年任中共中央審查委員、中央組織部長。這段時期,康生已在黨內獲得了很高的職位,而且掌握“審查”、“組織”之類的權力,這為他日后的“整人”打下了基礎。

            在康生出生16年后,即1914年,在諸城開旅店和木匠鋪的李德文,他的小老婆生下一位女孩,取名李云鶴。這位小老婆常受李德文的打罵,只得背著女兒出走,在諸城給有錢人家當傭人,就曾到過康生家。三十年代康生在上海時,又遇到了那個已長大成人的女孩,她的藝名叫藍平。這是康生認識江青的經過,也是他們日后狼狽為奸的起點。

            1933年7月,康生被派往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之一。曾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1937年冬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1942年起,延安開展“整風運動”,康生被任命為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整風,是要整掉不良的黨風、學風和文風,端正文藝方向等,愿望和目的無疑都是好的,然而,共產黨的運動往往容易走樣,加上,總有些以整人為樂的高干在推波助瀾,好端端的運動就會變成整人的運動,延安整風也不例外。

            以前,我們一般人只知道,延安整風期間出了個反黨分子王實味。王實味是河南潢川人,1900年生。1922年就讀于北京大學。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到延安,任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翻譯了大量的馬列著作并從事文藝創作。整風開始后,因所著《野百合花》等雜文受到批判,后又定為托派分子,并與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并開除黨籍逮捕關押。1947年3月,在撤離延安赴晉西北途中,王實味被人擅自槍殺。這就是王實味的悲劇!

            如果延安整風期間只是出了個王實味及“五人反黨集團”,那還算不了什么,事實上,有康生這樣的人存在,他的打擊面必然會盡可能的擴大化,以此為樂趣。而在這個運動中,毛澤東也表現得并不算“英明”,他總擔心有不少壞人、特務等潛進了延安,也擔心不少革命干部已被敵人拉攏腐蝕,因而對于康生等搞的“搶救運動”并不阻止。如此一來,康生等以“搶救失足者”為名,捕風捉影,隨意逮捕審訊關押槍斃干部,弄得人人自危,制造了許多冤案!

            這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長的張聞天很有意見,和就住在隔壁的康生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并把情況反映到任弼時,再反映到毛澤東處,“搶救運動”才得以制止,并向整錯了的人道歉(文革中能這樣就好)。陳毅在文革時說過這樣的話:“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干部被整過,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從陳毅的話中得知,連周恩來、陳毅這些功勛顯赫的人都挨整,還有誰可以不挨整?對延安的“搶救運動”,毛澤東并沒有真正吸取教訓,尤其沒有看清康生其人。不過,這些黨內的“陰暗面”,在當年我們幾乎是不知道的。

            抗戰勝利后,康生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政委、山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建國后,他只擔任中共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段時期實質上已失勢,他便稱病休養,所以,1959年以前,他的名字是很少見諸報端的。如果康生只活到1958年,“倘使當年身便死”,他也不至于“骨朽人間罵未消”,然而,他偏偏多活了十幾年!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因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在會上直言“大躍進”以來的“左”的錯誤,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在這個會議及以后,康生積極活動,無中生有地誣陷張聞天里通外國,加重了張聞天的“罪行”;他又上告毛澤東,說張聞天等議論毛澤東犯了“斯大林晚年的錯誤”,這本來屬實,但在當時顯然激怒了毛澤東,所以張聞天等更加倒霉,而康生反而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又東山再起,不久,又擔任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要職。

            自此之后,康生便依仗著毛澤東這面大旗,又重操舊業,干起了駕輕就熟而又變本加厲的整人勾當: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批判“單干風”,康生立即憑借著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一篇講話記錄作為攻擊材料,“揭發”鄧給農村工作摸黑,反“三面紅旗”,于是,鄧子恢被撤職,極“左”路線在農村繼續推行。

            同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又在會上批判“翻案風”,再次批判彭德懷,康生又無中生有地抓住革命烈士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夫人李建彤所寫的小說《劉志丹》,硬說它是為高崗翻案,是貶低毛主席創立的江西革命根據地。在會上,康生寫了一張字條給毛澤東:“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居然在會上念了這張字條,表示同意,由此,不僅作者遭殃,原陜北老干部,如副總理習仲勛、部長賈拓夫、劉景范等被打成為高崗翻案的“反黨集團”,并殃及無數人。

            1963年,毛澤東批判文藝界“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酷愛中國古代文化的康生搖身一變,又成了批判封建文化的斗士,他聯同柯慶施、江青等,抓住劇作家孟超創作的昆劇《李慧娘》作為突破口,對文藝界進行掃蕩,無數文化名人遭殃。

            1964到1965年,文藝界“左”傾政治批判日益加劇時,哲學、史學、經濟學等領域也開始被清算,哲學家楊獻珍、史學家翦伯贊、經濟學家孫冶方等遭到批判,康生都是直接的參與者,尤其是整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他更是不遺余力。

             

                                      (三)

            到了1966年文革正式開始后,身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就如魚得水,那混亂的政治局面,那可以隨意揮舞大棒的權力,那看著一個個老革命失勢倒臺的情景,都令他以整人為樂的心理得到極大的滿足。他打擊干部、陷害忠良的手段,可以說達到了瘋狂的地步。據不完全統計,整個“十年浩劫”時期,經康生直接點名而被迫害的司局長以上的干部超過千人,受株連的則在萬人以上。僅舉兩例說說:

            一是“六十一人叛徒案”。在三十年代,有一批共產黨人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判刑關進監獄,他們之中有薄一波、劉瀾濤等,在1936年抗日戰爭前夕,黨中央為了使這批重要的干部能盡快出獄工作,指示他們以寫自白書的形式爭取離開監獄。于是,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在確認是黨中央的指示后,以這種形式先后離開了國民黨監獄。這是一件劉少奇當年主持的工作。文革開始后,康生伙同江青等硬說這六十一人是叛徒,重新投入監獄(當然這是共產黨的監獄),而劉少奇,也因此而獲得“叛徒”罪名,并由此株連無數。

            二是內蒙古“內人黨案”。文革開始后,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烏蘭夫在北京受批判,內蒙的一些黨政軍干部不滿,推軍分區副參謀長云成烈(妻子北京人)到北京探望烏蘭夫。云成烈到北京后,托西藏自治區委書記周仁山的妻子捎話,說:“一定要頂住!”還說:“革命是有反復的,上大青山打游擊也要革命!”周仁山妻子把這句氣話當成“反動言論”,沒有捎給烏蘭夫而匯報給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鋒。李雪鋒則上報中央,康生等當然給烏蘭夫戴上“反黨”“叛國”等罪名,并要在內蒙揪斗其黨羽,內蒙古自治區于是大亂。內蒙有個作家叫烏蘭巴干的,把過去曾經存在過的“內蒙人民黨”說成是反動勢力,首領是烏蘭夫。對此,康生則推波助瀾,他說:“內蒙古的敵人很多,有偽滿洲國的,有偽蒙疆的,有傅作義的,有烏蘭夫的。”于是,指使藤海清等人在內蒙各地到處揪斗“內人黨”,致使34萬6千多干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

             

                                        (四)

            康生就是這樣一個人!或者說,他是個魔鬼!然而,在那個年代,他竟在中央得勢連續十多年,死時還被套上種種光環,使得廣大民眾(包括我在內)并不知他的真面目,這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的情景!這是個人迷信、個人獨裁外加愚民政策的惡果。

            感到可笑的是,康生在臨死之前,卻和江青等“四人幫”決裂,向中央揭發江青和張春橋是叛徒,把江青氣得半死。

            打倒“四人幫”后,康生的真正嘴臉漸漸清晰了,受到康生迫害的干部和民眾強烈要求清算他的罪行。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開除康生的黨籍,撤銷其“悼詞”,他的骨灰盒當然也和謝富治一樣,從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骨灰堂移走。

            在此,我也必須鄭重地宣告:撤銷我對他的挽詩,并以此為鑒,提高政治上的判斷能力。同時,更希望這種笑臉惡魔不會再出現!

             

            (十二)周恩來 (十三)朱德 (十四)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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