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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陳毅——你是活生生被氣死的啊  

             

            悼陳毅:將軍百戰建奇功,結友邦交四海中。今夜雷鳴星火滅,悲歌一夜五洲同。(1972年1月)

                                                                                                                                                                   

             (一)1972年的元旦,中國人民過得舒心一些,因為在三個多月前,禍國殃民達四年之久的林彪反革命集團被徹底摧毀了,盡管還有江青集團仍在作惡,但畢竟中國的天空上已出現了一線曙光,中國的民眾熱切盼望能有正常的政治局面,能過上好一點日子。

            1972年來臨了,其時我仍在那間半死不活的磚廠,過著既勞累又無聊的生活。但不管怎樣,每天早晨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半小時的新聞聯播節目,乃是雷打不動的。16日(也許是7日)早晨,當我們打開那半導體小收音機后,忽然,一陣哀樂聲響起,我心里一顫抖:誰逝世了?……收音機里響起哀樂,那是黨或國家領導人逝世的信號,一般人是不會有這種殊榮的。自1966年“文革”開始后,似乎還沒有響起過這種哀樂,當然,這期間,也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逝世,如劉少奇、賀龍等,其實在1969年已被迫害至死,只不過他們已被剝奪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頭銜,成了十惡不赦的陰謀家、野心家,不僅沒有奏哀樂的待遇,甚至死無葬身之地,而一般民眾并不會知道。 那天早晨,久違了的哀樂長鳴,回蕩在清冷的雷州半島的山林之間,使我的心不斷地往下沉,往下沉……當播音員以低沉的嗓音說出“陳毅同志”四個字時,我的腦子轟的一聲炸開,隨即整個人呆住了,嘴上喃喃道:“陳毅,是陳毅-……

            1972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逝世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猛將如云,十大帥、十大將、五十七上將等,各自各精彩,各有各輝煌,光說十大帥,包括林彪,都是傳奇式的英雄,令人肅然起敬。如果說,一定要從十大帥中選出兩位最有風度、最COOL的元帥,那么,我只能挑賀龍與陳毅了。有關賀龍 ,容后再談,這里只談陳毅。

             

                                                                     

            (二)陳毅,四川樂至人,1901年生。1919年,18歲的陳毅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了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1928年與朱德領導湘南起義,率部上井崗山與毛澤東會師。在井崗山時期,曾任紅四軍軍委書記及政治部主任、紅六軍政委、紅三軍政委等。193410月中央紅軍長征時,因傷留在贛閩,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新四軍代軍長等。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軍區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等。從以上的簡述,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陳毅元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人們親切地稱他陳老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毅所擔任的重要職務上文已提及,其中,尤其使得他大出風頭的,是他擔任的外交部長一職。建國后,原來外交部長一職由周總理兼任,后周總理辭去此職,即由陳毅兼任。外交部長,顧名思義是管外交的,是和外國打交道的,自然,接待、出訪的機會就多,上鏡率也就高。當年的陳老總,身材魁梧,常穿著一身 白色的制服,頭上戴著一頂禮帽,臉上戴著一副墨鏡,手上拿著一根STICK,從容而略帶肅穆地登機下機,那種儀容及風度,迷倒國人。那時還不興偶像崇拜,實際上,許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就有陳老總。

            196312月中旬到19642月底,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交部長,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了亞非歐14國。這次訪問歷時72天,行程十萬八千里,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阿爾巴尼亞、突尼斯、加納、馬里、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緬甸、巴基斯坦、錫蘭(今斯里蘭卡),處處留下了周總理和陳老總的足跡。這次14國之行,是我國歷史上具有世界意義的國際活動,在三十多年前,亞非許多國家還是非常弱小貧窮,14國中有10國是非洲國家,更是剛剛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新中國作為一個解放了的大國,首次派出國家領導人對他們進行訪問,此行在亞非大陸產生了巨大的深遠的影響。在那72天之中,陳老總的儀容變化更多,除了穿著漢民族的服裝,他還不時穿上所訪問國家的民族服裝,參與當地的民間活動,如緬甸的潑水節等,我們可以從報紙的照片、從后來放映的紀錄片中,看到他那親切、爽朗、詼諧的音容笑貌和高大、威武、健康的身影。

             

                                                                       

            (三)陳老總雖是行伍出身,但他多才多藝,他圍棋下得不錯,積極推動我國的圍棋事業,因而在1962年11月中國圍棋協會成立時,被推舉為名譽主席。他大力促進中日圍棋交流,因而在1963年9月,被日本棋院及日本關西棋院贈予名譽七段的稱號。他喜歡戲劇,尤其關心京劇和川劇的改革。他喜歡文學,會寫舊體詩,打倒“四人幫”后,我們中學的語文課本就選了他所寫的《梅嶺三章》,寫得氣壯山河:(其一)“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其二)“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后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其三)“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取義成仁身后事,人間遍種自由花。”。還有“彎弓射日到江南,終夜喧呼敵膽寒。鎮江城下初遭遇,脫手斬得小樓蘭。”寫得酣暢瀟灑;“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又正是他一生高風亮節的寫照。

            陳老總還有一次精彩的表演,那就是在19659月。當時,外國的反華勢力組成了反華聯盟,并妄圖侵犯我國的領土,陳老總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召開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的講話全文,我不可能記得了,但還記得他震驚中外的怒吼:“我們等候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發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到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我的兒子會看到,他們也會堅決打下去!”……說到激動時,似乎把帽子往桌上一摔,露出了一頭怒發,那舉動,用現在的話來形容,就是“酷斃了”!我們現在也經常看到我國的外交部發言人,無論男女,他們似乎都是發言機器,臉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哀樂,所以陳老總那經典鏡頭,雖幾十年過去,仍歷歷如在目前。

             

                                                                     

            (四)就在陳老總召開那次著名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半年后,即196656月間,“文革”爆發,一群 平日難以上鏡的人物冒出來了,如林彪、江青、康生,如陳伯達、葉群、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王力等,而人們熟悉的無限熱愛的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包括陳老總,不知什么原因明顯受到了冷落,即使上了天安門城樓,也總是灰溜溜地被安排站在遠離毛澤東的右邊,仿佛給國人以暗示:這是一群右派!

            隨著運動的深入,象陳老總那樣耿直正派的革命家,不可能不受到“造反派”、“紅衛兵”的沖擊和迫害。其時我在廣州,在各大專院校及中山路、人民路等鬧市區,就已看到了批斗陳毅的大字報, 還有,從北京不時傳來批斗陳毅的消息,心中感到不安。到了196745月間,又看到了滿街貼著“反擊二月逆流”的大字報,內中更有陳毅的名字,但真正的情況無從知之,只有等到“文革”結束后,才能從各類文章中得知詳情。

            “文革”開始后不久,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北京街頭就出現了惡毒攻擊朱德、賀龍等的大字報,陳老總就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干部說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但過了不久,陳老總自己也被北京的“造反派”組織批斗了。周恩來盡力保護老干部,在批判陳毅等人時,他都親自到場陪著,以便隨時加以保護。在一次批判會上,陳毅站起來發言,按當時的規矩,手拿“紅寶書”,高聲道:“翻到二百七十一頁。”在會場一陣沙沙的翻書聲和突然的靜息之后,陳毅又高聲道:“陳毅是個好同志!”“紅寶書”只有270頁,也根本沒有這句話,當“造反派”覺得受了愚弄,正要哄鬧時,周恩來出來證實毛澤東確有此話,“造反派”才罷休。

            196612月到19671月,周恩來5次接見了外交學院的“造反派”,說服他們不應再揪斗陳毅,但“造反派”不答應;周恩來于是勸說陳毅,帶頭作個檢查,以便早日脫身,但陳毅也不肯。最后,他還是被周恩來所感動,從國家大局著想,同意用這個辦法求得“解放”。1967124日下午,在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安排了一次群眾大會,會上,陳毅宣讀了經周恩來親自修改定稿的檢查,成了第一個被解放出來的副總理。

            然而,一個月后,陳毅又被推上了風口浪尖。19672月中旬,在中南海懷仁堂的會議室里,在周總理的主持下,召開當時負責黨、政、軍日常工作的領導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碰頭會議,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會上,圍繞著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該把老干部統統打倒等幾個問題,包括陳毅在內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怒火噴涌,拍案而起,同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等陰謀家、野心家進行了反擊和搏斗。在會上,陳毅針對林彪一伙打著毛主席的旗號,進行反革命兩面派活動,斥責道:“這些家伙上臺,要搞修正主義!”又告誡大家要記取歷史的教訓:“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干部被整過,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

            這一場大義凜然的斗爭,被林彪、江青一伙“惡人先告狀”,告到了毛澤東那里,不明真相的毛澤東發怒了,林、江一伙趁機發起“反擊二月逆流”運動,196741日,北京成立了“批判陳毅聯絡站”,陳毅又遭到批斗。此時,又 是周恩來挺身而出,明確表態:“不同意打倒陳毅!”并在批斗會上陪著,保護著陳毅。811日,中央文革再次策動召開批判陳毅大會,會上,突然掛出“打倒陳毅”的標語,狂叫“打倒陳毅”的口號,周恩來憤然退場,同時命令警衛保護陳毅離開會場。造反派又要攔截陳毅的汽車,要沖到人民代表大會 堂批斗陳毅,周恩來當即表示:“誰要在路上攔截陳毅同志的車子,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要揪斗陳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

            “反擊二月逆流”運動,幸得毛澤東后來有所醒悟,被制止了,但陳毅也從此失勢,19694月召開的黨的九大,他只能當選中央委員,未能進入政治局。

             

                                                                           

            (五)唉,回顧這些三十多年前的歷史,真令人悲憤欲絕!古今中外,大概也沒有一位總理為保護一位副總理而如此的艱難;耿直坦蕩、愛憎分明的陳老總,遭遇到如此的劫難,眼看著黨 和國家的災難,又怎能不氣結于心內、病從憂憤生?19705月起,他已感到身體不適,但他仍堅持工作;1971116日,他腹部劇烈疼痛,到醫院診斷疑為闌尾炎,開刀時,醫生發現:陳老總患的是癌癥!接著,做了6個多小時的大手術!周恩來無比悲痛,親自安排他的治療及休養。但畢竟癌病如虎,不久,陳老總病情惡化,又不得不進行了兩次更為復雜的手術。而值得慶幸的是,陳老總能在生前,即那年的913日后,能得知林彪自我爆炸,摔死在蒙古溫都爾罕!他又精神抖擻地工作起來。他寫下了一百多頁的重要材料,在老同志座談會上,他帶病作了長達幾小時的批判發言,怒斥林賊的罪行。

            197216日,剛過70歲的陳毅,在北京逝世,除“四人幫”及其黨羽外,正直善良的人們無不感到悲傷。110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為何會“隆重舉行”?原來,在追悼會開始前,人們發現,一個高大的身軀出現在革命公墓禮堂,他,就是毛澤東!“文革”開始后,毛澤東從沒有出席過任何人的追悼會(以后再也沒有),這次他的突然出現,使得這次追悼會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含義。除了與陳毅有一定的私人感情外,大概毛澤東是要以此行動,安慰安慰那些遭受林彪迫害了幾年的老戰友們。在和陳毅家屬的談話中,毛澤東連聲稱陳毅“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還談到了鄧小平,將他與劉伯承并稱,說他是“人民內部矛盾”。聰明的周恩來,馬上抓住這一重要信息,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定性”傳出去,為鄧小平的早日“復出”廣造輿論。

            可以這么說,陳老總以他的死,為中國那陰沉的天空換來了一線曙光。

            陳老總,我們永遠懷念你!

             

            六、斯諾——筆下的英雄,大多被打倒了

             

            悼斯諾:西行漫記說毛周,陜北高原戰地游。促進美中重對話,君今猝去使人愁。1972。2)

                                                                                        

                (一)1972年2月15日,正好是中國農歷的春節。遠在歐洲小國瑞士的日內瓦湖畔的一座屋子內,一位67歲的美國人埃德加.斯諾病逝了。中國的報紙報道了這一消息。

                 斯諾這個名字,現在的青年人未必知道,但在當年,他是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萊、白 求恩等外國友人一樣享有盛名。他與中國,與中國共產黨人有著非同尋常的關系。當然,他與我,肯定是毫無關系的,我當時不過是一位24歲的身處雷州半島農場的廣州知青,除了“牛鬼蛇神”,我已卑微得不能再卑微,斯諾逝世了,我卻寫一首詩歌悼念他,這真是一個可笑的舉動!我有這樣的資格嗎?我有這樣的必要嗎?的確,我既無資格也無必要,但我有的是時間,有的是閑情。而且,我正需要題材來練習寫詩,斯諾的死不一定“使人(我)愁”,但我也要“為賦新詩強說愁”;再者,當時在農場,小學以上文化的老工人沒有幾個,大概誰也不會管我寫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寫的并不是反動的內容,我心安理得。于是,就出現了上面那首并不成熟的所謂悼亡詩。

                 不過,如果說我和斯諾一點關系都沒有,那也不夠準確,其實,我知道斯諾,應是在七、八年前。在“文化大革命”前,在廣州新華書店的書架上,就擺著一本叫《西行漫記》的書,某天,我拿著那書,站在書架前,一看就近一個小時。后來,覺得不好意思,再加上那書又別具一格,讓我了解到許多中國革命的歷史事件,不可不收藏,于是,我就把它買了下來,成為了我書架上經常翻閱的一本書。

                                            

                (二)1928年,美國人埃德加.斯諾來到了中國,他當時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記者、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特約通訊員。1929年,他應孫中山之子孫科的邀請,在中國各地游歷。1933至1938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1936年6月,斯諾帶著一部電影攝影機和一部照相機,在北平火車站登上了一列破敗的西行列車。斯諾此次西行,完全是出于新聞記者的冒險和獵奇,目的地就是屬于共產黨的“紅色世界”——陜甘寧根據地。那時,紅軍剛剛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經歷了萬水千山來到了這塊尚能夠立足的黃色的貧瘠的高原土地。紅軍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紅軍的將領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又是些怎樣的人?紅軍怎么走過那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到了陜北后都做了些什么事?……這些,都是斯諾非常希望知道的事。

                他在陜北,遇到的第一位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就是周恩來!他和周恩來談了兩天兩夜。五年沒用過英語的周恩來,還能用英語與之交談,使斯諾第一次領略到周恩來的風采和魅力。之后,斯諾在陜北根據地,廣泛地進行采訪,從共產黨的領袖、紅軍的將領到普通的戰士和農民百姓。斯諾被這塊地方的這么一群特殊的人深深地吸引了,感染了,于是,他寫出了《西行漫記》一書,向美國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介紹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傳奇人物和大量的戰斗故事。我也是從這書中讀到毛澤東,讀到周恩來,讀到朱德,以及彭德懷、賀龍、林彪、楊尚昆、肖克、徐向前、陳賡、王震、李克農,甚至還有賀子珍等。

             

                                            

                (三)1941年,斯諾回國。1942年至1946年二戰期間,作為美國《星期六晚郵報》軍事記者赴世界各地采訪。后受到美國反動勢力的迫害,1960年移居瑞士。斯諾一直想親眼看看新中國。幾經波折,他終于在1960年獲準以作家身份重返中國。可惜我當時尚年幼,還未懂得關心國家大事,不知斯諾的中國之行有什么活動。

                在這次訪問中,他受到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并與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會面。在5個月的時間里,他的足跡遍及中國十多個省市的工廠、農村、學校、醫院、部隊、監獄,并同工、農、兵、學、商、少數民族、資本家以及犯人代表70余人直接交談,還采訪了末代皇帝溥儀。斯諾表示,20年不見,中國完全變了個樣,其變化范圍之廣、速度之快令他驚訝。訪問后,他寫了《大河彼岸》一書。據介紹,該書真實全面地介紹了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在他的筆下,新中國到處欣欣向榮,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群眾支持政府,建設熱情高漲,藏族人民已擺脫黑暗的農奴統治,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斯諾在書中澄清了西方的一些謠傳,同時也指出了中國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但他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

                《大河彼岸》一書我沒讀過,如果書中真的寫到“新中國到處欣欣向榮,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群眾支持政府,建設熱情高漲”等,就不大確切了。因為當時正值1960年,是中國三年經濟困難中最困難的一年!到處都鬧饑荒,餓死人,可以說是斯諾來的不是時候,如果前兩三年或后兩三年來,是可以這樣描寫的,但1960年,則絕不是“欣欣向榮”的。不過,1960年比起斯諾呆在中國的二、三十年代,畢竟是進步了很多。

                1964年10月,斯諾又一次來中國訪問。這回,他來得就是時候了!中國經歷了三年的經濟困難,國民經濟得到了調整和恢復,全中國真的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就在斯諾來訪的時候,中國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在當時,這是一個震撼世界的大事,是新中國日益強盛的體現,它打破了美蘇的核壟斷,使美蘇都感到不安。中國的原子彈爆炸之日,又恰好是蘇聯的領袖赫魯曉夫下臺之時,更是大快人心。中國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在國內雖已宣布,但具體一些細節還屬絕密,而周恩來則把爆炸的照片提供給斯諾,由斯諾帶回西方世界,這又是對斯諾的特殊待遇。由于我當年還年少,斯諾這次訪華似沒有什么印象。

                                            

                (四)斯諾第二次訪問新中國的第二年,中國大地一場大動亂開始了。遠在瑞士的斯諾焦急地注視著中國國內形勢的發展,他急切要求第三次訪問新中國,他要親自去看一看他所牽掛的這片大地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1970年8月,斯諾攜夫人洛伊斯,實現了他的第三度訪問新中國的愿望。這次,我就有清楚的記憶了,因為斯諾夫婦訪華的情況,不僅報紙有報道,在紀錄片里也能看到。尤其是10月1日,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斯諾夫婦在周恩來的引導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斯諾又成為第一個應邀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在天安門城樓上,他不但見到了毛澤東,還見到了被寫進黨章的“接班人”林彪。對于林彪被定為接班人,斯諾是大惑不解的,他曾對人說:“從邏輯上說周恩來應當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從我們的視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個能與周恩來的威望與能力相比的人了。”

                在這次訪問中,周恩來在百忙中幾次會見了斯諾,與之詳談。我不知道,斯諾有沒有向周恩來等問起劉少奇,問起鄧小平,以及彭德懷、楊尚昆、陸定一、譚震林、賀龍、羅瑞卿、王震、肖克、肖華等陜北時代就認識的朋友,那些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的紅軍將領們,如今安在哉?如果問到,好象“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嗎?”“鄧小平是走資派嗎?”這樣的問題,恐怕周恩來也難以向這位外國老朋友解答得清楚。10月19日晚,73歲的周恩來與即將去外地參觀訪問的斯諾在人民大會堂又作了一次長談。兩人談到健康的問題時,斯諾說:“你多年來擔負這么重的責任,現在還要擔任更重的責任,但卻不顯得老。”周恩來說道:“不能只從表面上看。因為睡得少,我的健康減弱了,近四年心臟有毛病。在身體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敗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這幾句貌似平淡的說話,其實飽含著悲憤,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的周恩來在一位外國人面前說出這樣的話,可見他內心的壓抑是多么的沉重!對政治頗為敏感的斯諾是聽得出來的,但是他也難以把這樣的“獨家新聞”公諸于世,他只有暗暗同情和嘆息。

                斯諾離開中國以后,國際事態發生很大的變化,中國尋求與美國關系緩和,雙方經過秘密接觸后,促成了美國總統尼克松即將于1972年2月訪問中國。中美關系的正常化,也有斯諾的一份貢獻。斯諾準備在尼克松訪華前再到中國,采訪這次歷史性的會談。可是,1971年10月,他被檢查患了晚期胰腺癌,不得不住進了醫院。夫人洛伊斯想到了中國,給住在北京的外國友人馬海德寫了一封信。很快,斯諾接到了周恩來的親筆來信,還轉達了毛澤東和鄧穎超的問候。周恩來決定把斯諾接到北京治療,1972年1月22日,一個包括馬海德在內的中國醫療小組在大雪紛飛中從北京飛到了日內瓦。但斯諾的病情已惡化,他的身體已承受不了長途的奔波。2月8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黃華,受周恩來囑托趕往日內瓦,轉達毛澤東、周恩來等老朋友的誠摯慰問。2月15日,正好是中國農歷的春節,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斯諾永遠閉上了他的眼睛。

                根據斯諾的遺囑,1973年10月19日,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斯諾和中國的故事,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少有的幾件洋溢著人性溫情的事件之一。1980年,我又買了一本三聯書店出版的《西行漫記》,售價1元3角;二十多年后,一部反映斯諾的電影在中國拍攝并公演,這就是《毛澤東和斯諾》,但我并沒有看過。

                

             七、 謝富治——怎知你是奸臣啊 

             

            悼謝富治:長征萬里驅狼虎,抗日烽煙斬寇仇。歲月和平防敵特,功勞傳頌在千秋。1972.3)

                                                                   (一)上面這首詩,是悼念一位叫謝富治的人。年輕一輩,恐怕都沒有聽過這個名字,而上了年紀的人,不可能不知。上了年紀的人看了上面這首詩,又肯定會怒火中燒,痛斥我忠奸不分,竟然為林彪死黨謝富治歌功頌德!

            的確, 此文寫到這里,要不要談談這一首?我猶豫了。在我那本發黃的“詩集”中,的確有這么一首詩,我完全可以把它改一改,改成怒斥謝賊的內容,以顯示我當年是多么的英明而富有遠見。然而,我想,自欺欺人,這又毫無意思了,要么不談此詩,要么就以歷史的面貌,回憶當年自己的愚昧無知,并反映當時那人妖顛倒的年代,以及愚民政策的惡果。

            在陳老總逝世兩月后,又一位軍政界大人物逝世了。1972年3月26日(或27日),我同樣是身處農場的一座磚廠,應該也是在那個早晨從我們那部小導體收音機里聽到了陣陣的哀樂聲,認真聽聽廣播員講的內容,知道是謝富治于26日逝世了。謝富治在1970年后已少露面,我當然并不知其詳,但他畢竟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又是解放軍的上將,我素來對那些開國將帥十分敬重,雖然不久前發生了林彪事件,驚悉林彪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元帥將軍也會犯上作亂,但幾個月過去,并沒有什么文件把謝富治也牽連在內,而我身在邊疆地區,又如何得知上層的內幕?即便我于1968年之前身在廣州大城市,經歷了兩年多的政治風雨,但那時實在是忠奸難辯,因而謝富治是人是鬼,我怎么得知?于是,我也盡信報上及悼詞中對他的“歌功頌德”,把他當作好人。

            我當時身在農場,沒有什么精神生活,只有以寫詩為樂,而可寫的題材又不多,有大人物死了,固然抓住不放,吟哦幾句,以充實“詩集”,誰知如此一來,就留下了這么一首值得回味的“悼亡詩”!詩中的第一、二句容易理解,是寫他長征和抗日的功績,第三句有點費解,但如果知道他解放后長期 擔任公安部長,那也好辦,就是寫他這方面的功績。這首詩是“絕句”,只有四句,已用去三句,只得結尾了,因而,他在文革中的“功績”沒法寫,正因為如此,也救了我一命,不然,我現在看著,真會無地自容!如果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這詩的前三句還是贊得沒有錯的,謝富治的確是個對革命有功的人,不然,他何以被授予上將軍銜?

             

                                         

            (二)湖北省的黃安縣,地處大別山區,顯然是個很窮的地方。窮則思變,共產黨鬧革命,窮人肯定云集響應。1929年,20歲的窮小子謝富治也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同時期參軍的有陳錫聯、王建安,王近山、羅厚福等,二十年征戰而打不死并立有戰功的,到了1955年授軍銜時都當上了將軍,黃安一縣就有61人,黃安被稱為“將軍縣”,“黃安”也改為“紅安”了。

            1931年,謝富治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后,謝富治因作戰英勇而職務不斷上升,二十四五歲就當上了紅四方面軍師政治部主任、軍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等。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八路軍129師772團政委、385旅政委、太岳軍區副司令員和代司令員。抗戰勝利后,他任晉冀魯豫軍區太岳縱隊政委、第四縱隊政委。1947年7月與陳賡率領由晉冀魯豫野戰軍四縱、九縱和38軍組成的陳謝集團挺進豫陜鄂,配合野戰軍主力挺進中原。

            謝富治之所以出名,原因會多方面,但其中有一條,他的名字曾與大名鼎鼎的陳賡連在一起,而且又不時出現在當時無人不讀的毛澤東選集上,這就是“陳謝大軍”四字!

            在解放戰爭前期,人民解放軍中有兩支“大軍”十分出名,而且容易混淆,那就是“陳粟大軍”和“陳謝大軍”。“陳粟”指陳毅和粟裕,陳毅在上文中已有記述,而粟裕,曾任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解放后曾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和總參謀長,1955年授大將軍銜。“陳謝”,則是指陳賡和謝富治。陳賡,更是個傳奇人物,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1925年第二次東征時任國民革命軍連長,因戰事失利,背著總指揮蔣介石跑了幾里路脫險。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他的“救蔣反蔣”成為美談。曾任二野四兵團司令員兼政委,解放后曾任志愿軍副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授銜大將。謝富治能夠和陳毅、粟裕、陳賡的名字連在一起,當然是他的榮耀,不過,也算得是實至名歸。1955年解放軍授銜,頂級的十位授予元帥銜,次頂級的十位授予大將銜,還有57位授予上將銜,解放軍中那么多著名的指揮員,能被授予上將也十分不容易,而謝富治就獲此殊榮。

            解放后,謝富治曾任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在文革以前,公安部長是個很起眼的角色,經常見報,而我也不得不承認,文革前的社會治安是十分良好的,未聞有車匪路霸,未聞有黑惡勢力,未聞有買兇殺人,未聞有拐賣婦兒……這當然和當時的政治氣候、社會風尚有關,但也應該給公安部長記一功吧。如果謝富治是1966年而不是1970年就檢驗出患了癌癥,那么,他的一生就會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比他的癌癥早幾年爆發了。

             

                                        

            (三)文革的爆發,使得林彪上了臺。按道理,追隨林彪的應多是他的第四野戰軍的老部下,而事實也是,黃永勝是四野13兵團司令員,李作鵬是四野43軍軍長,邱會作是四野45軍政委等。當然,并不是原四野的部下都能讓他拉過去,如陶鑄、肖華、劉志堅等,因不肯順從他而被打倒;而謝富治,在土地革命時期,是紅四方面軍徐向前的部下,抗日戰爭時期,是129師劉伯承、鄧小平的部下,解放戰爭時期,同樣是劉、鄧的部下,從沒有跟隨過林彪,然而,在文革開始后,謝富治卻不知怎的上了林彪 、江青的賊船,而去打擊過去的上司徐向前、鄧小平,以及朱德、賀龍、陳毅、葉劍英等!人一旦被權力迷住了心竅,那就什么不可理喻的事都做得出來,謝富治正是這樣!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憑借林彪、江青的看重,升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在1969年4月,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他又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當然,在文革中,他也為林彪、江青集團賣力,制造了許多令人震驚的大冤案:

            1966年文革開始后不久,身為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卻鼓吹“造反派”去沖擊接管公安機關,繼而煽動“砸爛公、檢、法”,很快,全國的公、檢、法機關處于癱瘓。

            1966年12月,謝富治又在江青、陳伯達的動議下,起草了一個《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其中規定:“攻擊、誣陷偉大領袖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公安六條”成了鎮壓人民群眾的一把屠刀。

            1967年11月,天津破獲了一起“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此案證實是一人所為,但謝富治卻說:“這個案子根子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彭德懷、賀龍、羅瑞卿、陸定一、安子文……”他一口氣點了幾十人的名。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謝富治提出要把劉少奇“交給廣大革命群眾公審”,并誣蔑鄧小平“伙同和包庇劉少奇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動”。他多次說,“對劉鄧陶要作拼死斗爭,堅決打倒”。他還指名道姓地誣陷朱德、葉劍英、李先念、陳云、李富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一大批老革命家是“舊軍閥”,“犯下不可饒恕的反革命罪行”等等。

            1969年1月的一個晚上,謝富治把一批絕密材料送到林彪住處,在林彪、葉群、江青的面前全部燒毀,目的是為了掩蓋江青不光彩的歷史,保護江青。

            1969年6月,謝富治伙同陳伯達,把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范若愚誣陷為“國際間諜”,由此牽連無數。

                                        

            (四)上述所舉僅是數例,當然是我后來才得知,不然,我怎會寫詩“悼念”他?如果謝富治身體健康,繼續干下去,還不知會再制造多少冤案!1970年,他被檢查出患了胃癌,于是不得不住院治療,而且一病不起,到了1972年3月26日,他終于死去了。

            由于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又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兼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所以他的追悼會的規格肯定不低,悼詞也盡是“歌功頌德”,可惜我現在一時查不到當時的資料,說不清追悼會的情況。

            古語有云:“蓋棺定論。”然而未必,謝富治就是一例。他死后8年,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根據他在文革期間所犯下的罪行,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并撤消悼詞。他的骨灰盒,從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骨灰堂中移走,覆蓋在骨灰盒上的黨旗當然也被拿走。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確認他在文革中參與了林彪、江青等人的陰謀活動,把他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6名主犯之一,因他已經死去,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唉,這個謝富治,害得我留下一首令我羞愧的詩,既然黨中央可以在事后撤消他的悼詞,那么,我也在此鄭重地宣告,我也撤消對他的悼詩,只是把它當作一件歷史文物,用作談古說今而已。我繼而又想,如果謝富治也象陳賡那樣,在1966年之前就逝世,那么,他的“一生真偽復誰知”?

             

            八、賀龍——如果當年不參與南昌起義……

             

            悼賀龍:數年不見君,原是早離魂。賀總何其慘,今朝憶故人。 (197410

                                                                                                                                                   

            (一)19749月,其時我在雷州半島的農場。大概9月中旬,我回到家鄉陽江探望父母,在家鄉住了一周后,我陪同父母一起到廣州,而我們此行的目的地,則是南京。其時,我的二哥、二嫂在南京工作,要接父母到南京小住,我是負責護送他們兩位老人家上路,當然,我也可以作一次江浙之游。

            我到南京后,得以飽覽南京這座古城的名勝,著實大開了眼界。10月的某一天,大概我是從二哥那里得到了一個令我感到震驚的消息:中央要給賀龍平反!6年來,我一直生活在一個邊疆小村寨,對于國家大事尤其是中央的政治斗爭,的確知之甚少,連聲名顯赫的賀老總已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至死多年,也不知道,所以,當我得知賀龍能獲得平反,確實悲喜交集,當時,便寫下了上面那幾句詩。

            那幾句詩,實在是寫得不成樣子,然而,在當時,還能再多寫些什么呢?賀龍,是賀龍,赫赫有名的賀龍元帥啊,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而且還是已經死去了五年之久!是夜,我躺在床上,透過窗戶,望著天上的繁星,我所知道的、賀老總的一些生平事跡,隱隱約約,斷斷續續,在我的眼前浮動著……

             

                                                                          

            (二)湘西小縣桑植,很不起眼,沒多少人知道,但自從出了個賀龍,它也就出了名。桑植我當時沒有去過,現在也沒去過,不知那里的風土人情、山光水色如何。1996521日,人民日報上有一篇散文,標題就叫《桑植》,作者彭學明。文章寫到了桑植的山和水,如果作者不是有意夸張的話,桑植的山和水當是十分美好的,我在此不妨引出兩段:

            “這些山,實在是城里任何一個公園所不能比擬的,隨便一塊石頭、土塊,都比城市公園的嫵媚。自然的靈性,使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活潑、生動。山是四季常綠的,花是四季常開的,綠和花,永遠是山上青春的笑臉,在樹影間燦爛。在天子山上,我們看到,山全是一根一根的,象雨后春筍,群峰挺立,萬木競秀,疑是支支遺在山谷的畫筆。那山太美得朦朧、綠得詩意了,以至于無數前來寫景的畫家不敢做畫,寫詩的詩人不敢做詩,只能呆呆地望著群峰連聲贊嘆。

            你看,那些水象從神話里鉆出來一樣,完完全全的綠。翠綠,碧綠,嫩綠,祖母綠。這似乎不是水,而是一河翡翠,一河碧玉,一張巨大的綠葉,一匹修長的綠緞,或者是一只綠色的眼睛。這是明凈本質的綠,這是羞羞答答的綠,這是欲罷不能的綠……

            1896年,賀龍就出生在這清山綠水之中,出身于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十幾歲開始,賀龍就和鄉里人趕馬運鹽。地處湘鄂交界的芭茅溪,是通往湖北、四川、貴州等省的交通要道,官府在此設立一個鹽局稅卡,盤剝鹽商小販,人稱“閻王局”。1916年,反袁護國運動興起,年僅20歲的賀龍,在一個夜晚,領著20多名窮苦弟兄,手提菜刀,攻破搗毀了有十幾名稅警駐守的“閻王局”,于是,就有了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

            自此,賀龍追隨孫中山,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曾任縣討袁護國民軍總指揮,湘西護國軍營長,靖國軍團長,四川警備旅旅長、建國川軍師長。1926年,賀龍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第二十軍軍長。

            19277月中、下旬,對于賀龍來說,是他人生中的一個最重要的轉折點。繼蔣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漢的汪精衛政府也發動了七.一五政變,共產黨派周恩來等到南昌,準備發動武裝起義,而此時,賀龍的二十軍正開到九江。當時,賀龍并不是共產黨員,他完全可以倒向汪精衛、張發奎一邊,這關鍵的時刻,決定著賀龍的政治去向。7月28日早晨,在南昌市城西的二十軍軍部,周恩來拜會了賀龍。這是他們的第一次會面。周恩來開門見山地將中共要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告訴賀龍,并勸導他加入這一正義的行動。賀龍對共產黨有一定的認識,他部隊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是共產黨員,賀龍深明大義,痛恨蔣汪背叛革命的行為,他緊握周恩來的雙手,斬釘截鐵地說:“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就這樣,賀龍接受了共產黨,接受了周恩來的勸導,毅然率部參加起義,并擔任起義軍的總指揮。不久,賀龍又在周恩來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賀龍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處于最低潮的時候加入共產黨,周恩來是他的引路人和見證人,他們的革命友誼也從那一刻開始締結。

            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主要是賀龍的第二十軍,葉挺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周士第的第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朱德的第三軍教導團及南昌市公安局兩個警察大隊,彭湃領導的廣東農軍等,不過兩萬余人。由此可知,賀龍當時掌握的部隊是最多的。共產黨的元帥將軍,有不少都參與和參加了南昌起義,如朱德、劉伯承、葉挺、葉劍英、聶榮臻、陳毅、林彪、陳賡、周士第等,可以說,在南昌起義時,他們的軍銜職務,都沒有賀龍的高(中將軍長),尤其是那林彪,當時不過是個連長罷了!

            南昌起義失敗后,賀龍回到了桑植,很快,他又開辟了一片紅色的土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長,紅二軍團總指揮,紅二軍、紅三軍軍長,紅二、六軍團總指揮,紅二方面軍總指揮等。1935年,他率領紅二方面軍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

            抗日戰爭時期,賀龍擔任八路軍120師師長,晉西北軍區司令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賀龍擔任晉綏軍區司令員兼晉綏野戰軍司令員,西北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等。

            新中國成立后,賀龍擔任西南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不久調往中央,擔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在黨的八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1955年,賀龍被授予元帥軍銜。

            賀龍為中國革命以及人民解放軍的建設所立下的豐功偉績,那是舉世共知的,用不著我在此詳敘,我倒想特別提及,賀龍對于中國體育事業的巨大貢獻。

                                                                           

            (三)1952131日,新中國的國家體委成立,賀龍及原粵軍將領、十九路軍軍長、愛國民主人士蔡廷鍇分任正副主任。之所以讓賀龍出任國家體委主任,是因為賀龍除了會打仗,還熱衷于體育運動,他擔任120師師長及西南軍區司令員時,他手下都擁有一支響當當的運動隊尤其是籃球隊。舊中國的體育,不必我說,眾所周知,不僅一窮二白,而且“東亞病夫”的恥辱之名成了中國人的代名詞。賀龍兼任國家體委主任后,發憤要把新中國的體育事業搞上去,當年,我們經常可以從報紙的圖片以及紀錄片中看到他觀看體育比賽時那威嚴而親切的形象,尤其是他那富有特色的胡子,更為他的形象增添了令人難以忘懷的風采。

            經過賀老總的辛勤努力,數年之后,中國便涌現了吳傳玉、戚烈云、穆祥雄、陳鏡開、黃強輝、鄭鳳榮、陳家全、容國團、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邱鐘惠、林慧卿、鄭敏之、侯加昌、湯仙虎、陳玉娘、梁小牧、張宏根、年維泗、張俊秀、李淑蘭、陳祖德、倪志欽等等一大批各個項目的優秀運動員,中國運動員也能破世界記錄,得世界冠軍,國際體壇為之刮目相看,一雪“東亞病夫”之恥!當然,對于體育運動,他也有許多遺憾,如他就感嘆地說過:“三大球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后來,我國的排球、籃球包括女子足球都有了起色,都上去了,惟獨男子足球還臭著,不僅賀老總“死不瞑目”,廣大的中國球迷也“死不瞑目”。

            如果中國的建設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那該多好!然而,我非常不愿意提到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賀老總遭到了無妄之災!

                                                                             

            (四)1966年夏天,在中國各個城市的街頭,都可以看到許多“爆炸性”的新聞。在某一個早晨,我就在廣州的中山五路鬧市區中,看到了揭發賀龍要搞“二月兵變”的大字報,并說賀龍是土匪出身,還是個大軍閥,列舉了多條罪狀。這消息當然是來自北京!對于這樣爆炸性的新聞,人們只能半信半疑:賀龍為什么要搞兵變?憑什么去搞兵變?……如果說,一般人不了解內情,無法判斷真偽的話,對于毛澤東來說,一位數十年來與自己出生入死的戰友,被人誣陷搞兵變,對此應該嗤之以鼻吧。然而,當時的毛澤東,已認為“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我感到要出問題”,而這個“二月兵變”正是揭露出來的“問題”,他還能有清醒的頭腦嗎?!

            原來,“文革”開始后,被林彪視為眼中釘的賀龍,便被他們一伙誣陷為“黑線人物”,“要篡黨奪權”。之后,康生、江青分別到北京師范大學和清華大學誣陷賀龍調兵搞“二月兵變”,煽動學生以及國家體委的“造反派”造賀龍的反。12月底,周恩來以身體健康為由強制賀龍“養病休息”,把賀龍及夫人薛明安排在釣魚臺住。1967年1月,形勢更加混亂,賀龍隨時會受到沖擊,周恩來不放心,于是,1月11日凌晨,把賀龍夫婦接到自己家,住在西花廳的前廳。周恩來在力挽狂瀾,日夜工作,賀龍在周恩來家受保護,有勁使不出,有冤無路訴!那情景,感人至深又催人淚下!

            在賀龍夫婦遭迫害的時候,他們的兒子賀鵬飛也被傳說得如青面獠牙的惡魔,我在廣州時也不時聽到有關他的消息。

            然而,就是這樣的方式也不能安全地保護賀龍。1月19日夜,周恩來與賀龍談話,周恩來說:“對于你的安全我負責任。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個地方也有兩派,也不安全,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休息休息。”分手時,周恩來緊握著賀龍的手,說“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此情此景,何其哀痛,與四十年前南昌起義前夕周賀的第一次會面情景,真是天淵之別!而且這一別,竟是他們的最后的訣別!

            20日凌晨3點,周恩來派楊德中把賀龍夫婦秘密護送到香山的象鼻子溝一處平房院落,由警衛戰士保護起來,并不時派楊德中與他們聯系。

            林彪一伙到處打聽賀龍的消息,得知賀龍的下落,又要揪斗賀龍,都遭到周恩來義正詞嚴的回絕。1967年國慶節后,賀龍發燒病倒,周恩來指示即送301醫院(高干住的醫院),但遭到江青的反對,只好送到267醫院。出院后,賀龍仍回到象鼻子溝。林彪一伙將賀龍列為專案審查對象,加緊從政治上進行迫害。到后來,連周恩來也難以保護他們。

            賀龍在山溝里又住了一年半,終于在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死時73歲。一代元帥去世時,只有一條白色的床單覆蓋著他那魁梧的身軀,而他的遺體是被秘密火化的!當時的報紙上,并無只言片語,以致國人并不知道他們敬愛的賀老總已離開塵世!我上面所寫的那些“內幕”,當然是打倒“四人幫”后才披露的。

             

                                                                             

            (五)1974年9月,在林彪自我爆炸三年后,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了為賀龍恢復名譽的通知,其時我正在南京,所以得以較快知道。

            又過了半年多,1975年6月9日,即賀龍被迫害致死6周年的時候,也是鄧小平出來工作,政治形勢有點好轉的時候,中央舉行了“賀龍骨灰安放議式”。那天,周恩來抱病參加。事先,鄧穎超給薛明打電話,說:“總理也許來,若來了,你們雙方要控制些感情。”薛明把鄧大姐的話告訴親屬,和兒女剛進休息室不久,就聽到休息室外周恩來的聲音,他大聲喊道:“薛明,薛明啊!”門被推開,周恩來走進來,薛明迎上去,周恩來緊緊摟著她,聲音顫抖地說:“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夠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說著,眼淚簌簌地流了下來。薛明激動地說:“總理,我感謝你對我們全家的關懷……”就再也說不出話了。這時,賀龍的女兒賀曉明走過去,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啊!”周恩來抬起頭來,緩緩地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頓時,整個休息室里一片哭聲。其后,周恩來在賀龍的骨灰盒前,連續鞠了7個躬,并代表中央為賀龍致悼詞。這是周恩來生前最后一次參加悼念活動。

            上述的情景,我當然也是后來才得知。我想,除了“四人幫”之流,誰聽到了不動容,不痛徹于心?寫到這里,我似乎已無話可說。我只能想,賀龍悲劇,為什么會發生?是不是一定會發生?以后還會不會發生?……我忽然又想到,賀龍革命四十年,死得冤固然可悲,他們打下的江山,卻讓陳希同、胡長清、成克杰之流享受,這恐怕更加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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