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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陳賢慶

                        何為悼亡詩?就是悼念亡人的詩。悼亡詩,古而有之,寫得好的悼亡詩,當然可以流傳千古。唐朝元稹的三首《遣悲懷》,是悼念亡妻的,元稹的人品官品不算很好,但是對亡妻的悼念之情,卻催人淚下,今抄錄于此,也讓讀者體味賞識。其一:“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其二:“昔日戲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尚想舊情憐婢仆,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其三:“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這三首詩有點深奧,但深切懷念亡妻之意,還是可以體會到的。宋代蘇軾有一首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詞,比較淺白一些,詞云:“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這首詞,稱之為千古絕唱,也不過份。

                          諸位看到這里,恐怕心生疑惑,你這是干啥?妻子好好的,怎么扯到那里去?是的,如果我再不作說明,恐怕要出問題了。我在數十年間,寫過 不少詩詞,自編為《水沫集》,詩詞的水平很一般,但總能記下自己人生的點滴。《水沫集》中的作品,有些是悼念亡人的詩。那些亡人,當然有我的親人,如父母,舅舅等,但是大部分,卻是一些我知道他{}而他{}不知道我的人,如一些德高望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些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等,雖然逝者本身,包括他們的家屬,都不知道有一位渺小的人物,寫過詩歌去悼念他們,但是這并不重要,我覺得他們是我尊敬和崇拜的人,沒有誰吩咐我去寫或強迫我去寫,但我覺得我應該寫一點,以表達我的心愿。 算至2010年,計有近240首,就是說,我自覺地寫詩歌悼念了二百多人,真是“多情應笑我”了。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我再翻閱自己寫過的悼亡詩,尤其是在文革期間以及文革結束不久寫的悼亡詩,頗有慨嘆。我所悼念的,當然多是好人,但也有些逝者,如林彪等,談不上悼念,但也有詩歌記其死事,表達“骨朽人間罵未消”的歷史一刻。更為有意義的是,有些逝者,如康生、謝富治等,由于我當時身在雷州半島的山林之中,很難洞悉外面的政治風云,再加上愚民政策的毒害,竟也弄到整個人妖顛倒,黑白不分,深感慚愧,從悼亡詩中可見一斑。這種可悲的現象,也是很值得反思的。對于那些在十年浩劫中遭受迫害而死或憂郁悲憤而終的政界名流,如溥儀、李宗仁;革命家,如周恩來、彭德懷、陶鑄;文藝家,如老舍、傅雷;體育家,如傅其芳、容國團;普通黨員,如張志新等,我已感到,光是一首簡單的悼亡詩,實在不足以表達我心情。于是,我從悼亡詩中,選擇 了其中數十首,談談寫作的背景,再評說逝者 及其他,日積月累,便弄出了一組文章來。這組文章,也不知該屬于什么體裁,我實在也顧不上了,就給它們一個標題,叫悼亡詩里說 忠奸》。

                 這批文章 ,不能說毫無意義,但是,它們都寫于10年甚至20年之前,也就是說,作者的認識水平是10年甚至20年前的。現在要將它們出版,當然可以作很多修改,但是,我想保留“歷史原貌”,不作什么修改。錯誤之處,疏漏之處,或說得不得體之處,那就由我自己承擔吧。

                                 

            一、溥儀——你的后半生如何?

                                            (一) 悼溥儀

                   清朝末代帝王兒,偽滿登基附寇時。改造十年胎盡脫,公民含笑世間離。

                                                                       1967年10月

                                              (一)

                  這一首詩,稍有文化的人都會知道是悼念清朝末代皇帝、又從皇帝改造成新中國公民的溥儀的。只不過,讀者可能會笑話我,一個無名小輩,竟為“大人物”寫悼亡詩,似乎身份不符,這些,我就不予理會了,誰都會有少年無知狂妄的時候。

                   在1964年以前,人們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認識不會太多,只知道他1908年三歲時登基,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但按當時的協定,仍可保持皇族的特權居住在紫禁城;1917年張勛復辟時又被推上帝位數天;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被驅逐出紫禁城,居住在天津;其后,于1931年在日軍策劃下潛入東北,任偽滿洲國執政及皇帝;1945年日軍投降后被蘇軍俘虜,囚禁于蘇聯;1950年8月被移交我國,囚禁于撫順;1959年大赦時獲釋放,回到北京,后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等……一般人知道的溥儀,大概就是這么多。

                   1964年3月后,在中國的大小新華書店的書架上,出現了一本厚達五百多頁的、內容非同一般的書——《我的前半生》。這是溥儀所寫的書,是當時不可多見的書。記得當時,我也在永漢路(即今之北京路)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津津有味地閱讀。從書中的記敘,我又得知,溥儀是滿洲正黃旗人,愛新覺羅氏,醇賢親王載灃之子;他有漢名,字浩然,筆名植蓮;他還有英文名Henry。從書中,我們知道了他的家世,他在清宮中的生活,他的復辟夢以及他當傀儡皇帝的經歷。尤其精彩的,是他“從疑懼到認罪”到“接受改造”的過程。只可惜,在“文革”中,此書連同其他的書籍,被造反派當作“四舊”搜去。1980年末,此書又得再版,其時我在湖北,當即又購買一本,定價為一元九角五分,此書保存至今。

                                                  (二)

                  能夠當上皇帝,一般人都認為是天大的好事,然而,當宣布立溥儀時,醇賢王府太福晉、溥儀的祖母則大哭著說:“殺了我的兒子(指光緒帝),又來害我孫子!雖有皇帝的虛名,實際上是終身監禁!”就這樣,溥儀當上了皇帝,卻被監禁了數十年。1945年,尤其是1950年被押回國后至特赦,溥儀是被監禁,然而卻是他走向新生的開始。1959年12月,溥儀與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楊伯濤、陳長捷、邱行湘、周振強、盧俊泉等原國民黨的將領作為被改造好的在押人員獲得第一批特赦,走向了新生。一個封建皇帝,在新中國被改造成一位普通的公民,娶了一位平民婦女為妻子,組織了一個小家庭,并心悅誠服地寫出了自己過去的罪行,由衷地感謝黨和政府對自己的寬大和改造,使之成為了一本具有世界影響的書,這是共產黨統戰工作的重大勝利,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如果在其后的日子里,這位公民平平安安地、快快樂樂地活下去,活到七十歲八十歲再離開人世,那該多好啊!只可惜,他走向新生,成為一位自食其力的公民的日子太短了!

                   我的詩的前兩句寫他的兩度做皇帝,第三句就是寫他的思想改造,脫胎換骨,這都沒有錯,惟獨是第四句,寫他的逝世,就不那么準確了。“公民含笑世間離”,他是“含笑”地離開世間的嗎?在《我的前半生》出版兩年后,也就是溥儀當了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后,1966年5、6月間,“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那是一場善良的人們無法理解的“革命”,那是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朱德、陳云、李富春、李先念、潭震林、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賀龍、陳毅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都無法理解的“革命”,剛剛過上正常的人間生活的溥儀,又如何能理解?!面對著兇神惡煞而又高喊著革命口號的“紅衛兵”,溥儀脆弱的神經斷裂了,盡管有周恩來費盡心思的極力保護,也難以把他放進保險箱中;被長期的不正常的宮廷生活掏空了的身子,此刻迅速地誘發各種病變,一年后,即1967年10月17日,他在北京的醫院病逝,享年60歲。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那一場“革命”,那位由皇帝脫胎換骨而成的公民,還可以為共產黨作幾年活的宣傳材料,可惜“革命”過早地毀了他。而這些情況,我在1967年間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詩中的第四句,是不夠準確的,為保持歷史面貌,不作改動也罷。

             

                                              (三)

                  溥儀逝世時,恰逢亂世,各地區的“派仗”戰猶酣,難以為這位“公民”好好地料理后事,僅在報上發一簡單消息;打倒“四人幫”后,大概黨和政府覺得這么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人物,在“文革”期間就那么悄然逝去,連個象樣的追悼會也沒有開,不利于統戰工作,于是,就在1980年6月,以全國政協的名義,為其舉行了追悼會。他那本稱為“龍骨”的遺骸,早已燒成了灰燼,原本存放在哪兒我不得而知,或許由其遺孀李淑賢女士保管,而此時,盛著他那骨灰的盒子,得以移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不致于流落民間。溥儀的骨灰盒上題寫有墓志,那是應李淑賢和“皇弟”溥杰之委托,由一位叫賈英華的先生于6月2日捉刀寫出的。

                  1962年5月1日,溥儀在熱心人的幫助下,與當護士的李淑賢結婚,享受了五年的家庭生活。溥儀是離去了,但留下了李淑賢。“文革”后期,李淑賢與賈英華做了鄰居,賈英華得以出入李淑賢的家,除幫助料理家務之外,賈英華看遍了溥儀的藏書,又主動整理了溥儀的遺物和日記、文稿,并從李淑賢的敘述中,獲得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有關溥儀的軼事,這使他后來成為晚清史研究學者及作家,他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書,續補了溥儀的《我的前半生》。

             

                                              (四)

                 還要提到的是,溥儀雖已死去三十多年,然而,他的名字仍不時出現在報刊,而他的故事,又是最好的影視題材,1985年,香港著名的導演李翰祥拍攝了電影《火龍》,說的就是溥儀的故事。不僅如此,與溥儀生前有關的人,也可以借溥儀之名出名。1984年,作家王慶祥幫助李淑賢整理出版了她的回憶錄《溥儀和我》,此書發行100多萬冊,說明人們對溥儀的關心。如此一來,李淑賢也成了新聞人物,雖然她已作古,今天,有關她的“內幕新聞”仍不時見諸報端。在滿洲時,溥儀立了一位平民女子李玉琴為“貴人”,1956年,李玉琴與溥儀離婚,還其平民身份,1961年與一姓黃的男人結婚,次年生子。1989年夏,又是王慶祥幫助李玉琴整理出版了她的回憶錄《中國最后一個“皇妃”》,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上述兩書先后改編成電影,搬上銀幕。而中國最后的這位“皇妃”,也于今年4月24日逝世,報紙也作了報道,如果不是原來當過“貴人”,誰會費此筆墨?近日又見有消息,賈英華又推出新作《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溥儀和李淑賢的絕對“私隱”,進一步大白于天下。

                    哎,有關溥儀,不知還會說上多少年?……

             

                                        

            二、李宗仁——回歸祖國的喜與悲

             

                                              悼李宗仁

                  桂粵興兵統大軍,窮途暫代蔣家身。回歸轟動輝煌史,伴爾仙游入遠云。

                                                                                 1969年2月

                     

                                                   (一)

                  李宗仁,字德鄰,廣西臨桂縣西鄉人,1891年生,當代的青少年對于這個名字顯然是感到陌生的,或許歷史教科書上會出現過一兩次,但不知他們能否記住。1965年以前,當我還是個青年學生時,我對他也知之不多,只是在《毛選》的戰犯名單中會找到他的名字,在紀錄片《光明與黑暗的決戰》中能看到他作為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時的模樣,皆因當時對國民政府的人物,是很少有作正面宣傳的。知道他還是北伐戰爭時北伐軍第七軍軍長,抗日戰爭時臺兒莊大捷的中國軍隊最高指揮官等,則是以后的事了。要詳細了解他的歷史,還得看看他的《李宗仁回憶錄》一書。

             

                                               (二)

                  1965年7月18日,一個普通的、炎熱的夏日,然而,就在這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一件轟動世界的大事——原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在旅居美國十余年之后,毅然沖破種種阻力,回到祖國懷抱!至于李宗仁是怎樣沖破重重阻力,回歸祖國,這要從程思遠五上北京談起,那是電影和電視劇的絕好題材,非我這篇短文所能敘述。

                  7月18日上午7時,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潔、秘書程思遠等乘坐的波音707客機,降落在廣州白云機場,受到陶鑄、趙紫陽等領導人的歡迎。李宗仁感慨地說:“十六年前,我飛離廣州的時候,萬想不到會再回來;可是世事變化常常出人意外,由于祖國的呼喚,今天我又回來了。”在候機大廳用早餐,李宗仁夫婦嘗到了十六年來第一次享受的廣東點心和“及第粥”,真正感受到回到了家鄉。

                  上午11時,飛機到達了上海虹橋機場,李宗仁夫婦受到了親切關懷和直接安排而使得他們得以回歸祖國的周恩來總理的熱烈歡迎。前來歡迎的還有陳毅副總理、葉劍英副主席、陳丕顯第一書記、曹狄秋市長等。

                  20日上午11時,李宗仁夫婦從上海乘坐專機飛抵北京。首都北京機場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令步出機倉的李宗仁熱淚盈眶。前來歡迎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周恩來、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郭沫若、陳叔通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國民黨起義將領李濟深、程潛、溥儀、傅作義、杜聿明等紛紛上前與之會面;尤其具有戲劇性的是,當年由他派遣的國民政府和談代表團成員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盧郁文、李俊龍、屈武、劉仲華等,今天也到機場歡迎他。在機場大廳,李宗仁先生宣讀了一份聲明,表示“毅然從海外回到國內,期望追隨我全國人民之后,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并欲對一切反帝愛國事業,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報效祖國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是日晚,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并宴請李宗仁先生和夫人。

                  26日上午,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李宗仁夫婦。副委員長彭真、統戰部長徐冰等作陪。

                  31日晚, 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副主席董必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并宴請李宗仁夫婦。

                  8月6日,全國政協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茶話會,歡迎李宗仁夫婦。周總理、彭真副委員長等出席。

                  13日,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傅作義和夫人劉蕓生,設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婦及程思遠,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彭真副委員長應邀出席。

                  17日,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賀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和夫人郝治平,在羅瑞卿家設宴招待李宗仁夫婦及程思遠和夫人石泓。出席宴會的有周總理、彭真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傅作義和夫人劉蕓生、李宗仁先生舊友劉仲容和其夫人張敏華、國防部副部長王樹聲和夫人楊炬、國防部副部長許光達和夫人鄒靖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和夫人李又蘭、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國防部辦公廳主任肖向榮、海軍副司令員王宏坤、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徐冰和夫人張曉梅。

                  19日,李宗仁夫婦到了北戴河,正在那里休養的原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張治中先生第一個來拜會。隨后,21日,朱德委員長和夫人康克清在西灣賓館設宴招待李宗仁夫婦。參加宴會的有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和夫人張瑞華、人大副委員長楊明軒、全國政協副主席蔡廷鍇和夫人羅西歐、全國政協副主席許德珩和夫人勞君展、甘肅省省長鄧寶珊、邵力子和夫人傅學文、劉斐和夫人伍淑英、劉仲容和夫人張敏華、程思遠和夫人石泓。

                  8月27日至9月19日,李宗仁夫婦到東北參觀訪問,受到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黑龍江省省長李范五、吉林省委書記李砥平等的熱情接待。

                  9月23日,李宗仁偕夫人拜會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何香凝。在座有廖承志和夫人經普椿。

                  26日下午,李宗仁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盛大的中外記者招待會,有三百多名中外記者出席,為建國以來所未有。李宗仁在招待會上,談了回國兩個多月來的觀感,并且發表了對當前時局的看法。下午6時,李宗仁舉行冷餐會,招待全體中外記者。

                  10月3日中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張治中和夫人洪希厚設宴歡迎李宗仁夫婦。周恩來總理、彭真副委員長和夫人張潔清、陳毅副總理、程潛副委員長和夫人郭翼青、羅瑞卿副總理、陶鑄副總理、蔡廷鍇和夫人羅西歐、韋國清副主席、傅作義副主席等。

                  11月5日中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程潛和夫人郭翼青設宴歡迎李宗仁夫婦。周恩來、陳毅、彭真和夫人張潔清、張治中和夫人洪希厚、蔡廷鍇和夫人羅西歐、傅作義和夫人劉蕓生出席宴會。

                   12月2日中午,李宗仁在北京飯店舉行宴會,對他從海外歸來所受到的熱烈歡迎和親切關懷,向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表示謝意。周恩來、朱德、彭真、賀龍、程潛、葉劍英、徐冰、蔡廷鍇、李四光、傅作義、許德珩等出席宴會。

                  1966年1月7日,李宗仁夫婦在程思遠、劉仲容以及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平杰三的陪同下,到兩廣參觀。1月7日至2月9日,李宗仁夫婦主要在廣州參觀和度春節,受到陶鑄、曾志、陳郁、趙紫陽、林李明、曾生等領導人的熱情接待。2月10日至18日,他們在海南島參觀。19日至27日,他們在湛江參觀。28日,李宗仁先生回到了闊別17年的故鄉,受到了韋國清主席和夫人徐其倩、李任仁副主席、前廣西軍政人員陳良佐、陳雄、莫樹杰、張文鴻等以及故鄉人民的熱烈歡迎。李宗仁夫婦先后在南寧、柳州、桂林等地參觀了工廠、學校、醫院、人民公社、園藝場、水利工程等,深感家鄉變化之巨大。3月19日,李宗仁夫婦回到了北京。

                  諸位,我不厭其煩地寫了李宗仁回國后的活動和行程,是要說明李宗仁回歸,是1965年間發生的一件盛事,一件喜事,我當時正在廣州讀高中,此事記憶猶新,借助程思遠先生《李宗仁先生晚年》一書,我記下了上述幾段文字。1964及1965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最好的兩年,而就在這太平盛世之時,李宗仁先生又回來了,則更是錦上添花。如果沒有即將到來的一場浩劫,那該是多么完美的一件事啊!

             

                                                (三)

                  李宗仁夫婦回到北京才兩天,即3月21日,李夫人郭德潔就在北京醫院逝世了!當時,如果有關部門能將李夫人的病情作一個詳細的交代,相信民眾很容易理解的。事實就是,1962年,還在美國時,郭德潔已被診斷出患了乳腺癌,她怕開刀而從醫院溜走。1965年2月,乳癌已擴散,醫生說她只有八個月的生命。她就是帶著病軀隨李宗仁回國的。回國后,她一直在北京醫院接受放射治療,但李宗仁要外出參觀,她又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帶病隨行。在廣西時,她病情已很嚴重,不得不立即返京。所以,她在從廣西回北京兩天后逝世,也就不足為奇了。偏偏,當時報上只說她病逝,而沒有詳細交代她的病史,這就給民眾留下了許多疑問,更為陰謀家提供了造謠惑眾的藍本,此事容后再談。

                  李夫人在1966年3月21日逝世后,周恩來總理、彭真副委員長和夫人張潔清、李四光副主席,曾前往醫院向她的遺體告別,并向李宗仁先生表示慰問。向郭德潔遺體告別的,還有李宗仁和郭德潔的友好。告別后,遺體火化,骨灰盒于23日安放在北京西郊骨灰堂。李夫人逝世了,盡管才60歲,但實在是死得合時,因為她是帶著完美的記憶死去的,而不會知道三個月后所發生的種種恐怖的一切。此事也容后再談。

                  夫人逝世,使李宗仁傷心不已,在周總理的關懷和安排下,5月7日,李宗仁偕舊友劉斐、陳此生、黃紹竑、黃琪翔、程思遠到故都南京,轉移環境,休養身心,受到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沖等的熱情接待。

                  1966年5、6月間,“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下旬,李宗仁從北戴河回到北京。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上文提到過的、曾接待宴請過李宗仁的中央及地方的黨政軍領導人(毛澤東除外)和李宗仁的舊友,無一例外地受到楸斗、批判、沖擊或殃及。8月12日深夜,資深望重的民主人士章士釗老先生的家就突然闖進了約30名北大經濟系的“紅衛兵”,折騰了一番,章老在無奈之中,只得冒死向他的同鄉及晚輩、發動這場運動的毛澤東寫信,懇求能網開一面。更為可悲的是,李宗仁的舊友、原桂系第三號人物、前不久才陪他南京散心的黃紹竑,因不堪紅衛兵之辱,于31日那天自殺身亡,終年73歲。章士釗、黃紹竑如此,李宗仁的處境也不會好到哪兒去,如果真有“紅衛兵”闖進家門,回國生活才一年的他,更不知如何應付。幸虧,毛澤東收到章士釗的信,30日那天作了如下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正不斷和林彪、江青集團周旋斗爭、處于極度艱難之中的周恩來總理,得此批示,即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首先提到了13位高級民主人士,這就是著名的“13人名單”。這13人依此為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李宗仁能進入這”13人名單“之中,足見周恩來對他的重視。9月15日深夜,派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高富有秘密送李宗仁先生到一家陸軍醫院里保護起來。曾經無限風光的李宗仁,此時已不得拋頭露面了。半月后,即9月30日晚,李宗仁還可出席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建國17周年宴會;10月1日晚,也能被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甚至還被毛澤東找去談話,但他此時的心情,已非一年前可比了。

                  就在李宗仁還沒弄清這個“革命”的性質時,1968年4月,他得了肺炎,住進醫院;8月,大量便血,被診斷出患了直腸癌,在周總理的親自安排下,做了切除手術。那年9月30日,他被邀出席了人民大會堂的國宴,但因勞累過度,次日又病倒住院,并一病不起。1969年1月30日,他終因肺氣腫、心臟衰竭等病痛,與世長辭,享年78歲。

             

                                              (四)

                  李宗仁先生臨終前,向毛澤東及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我們祖國的潛力是舉世無匹的,我們祖國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周恩來總理等參加了他的遺體告別儀式,而曾經歡迎他回歸的眾多的人士,卻不能來了,他們不是被迫害至死,就是被關在某個監獄,或被遣送到外地。

                   對于李宗仁,我還想講幾句話。他在信中,對黨和國家在他回歸祖國懷抱后給予的關懷和照顧,表示感謝,并認定自己走的路沒有錯,我相信都是肺腑之言,的確,在“文革”那亂世中,多少共產黨的高干都被打倒,而他卻被保護起來,這還有什么可怨的?不過,李宗仁畢竟是位政治家、軍事家,他不可能看到那亂世而無動于衷,甚至還認為“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他曾私下對程思遠說過:“林彪和江青勾結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來,這斷非國家之福!”而這英明的遠見,他又無法寫進那封信中。我完全可以斷定,他是帶著欣喜、憂慮和遺憾交雜的心情離開這個人世的。但是,不管怎樣,李宗仁如果仍留在美國終老,可能會多活幾年,但是,他晚年的那一頁歷史,就不可能會有那樣輝煌和悲壯,到如今,也不會有多少人再提起他,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他回歸之路,的確是走對了的。

                  李宗仁逝世時,我身處雷州半島的膠林之中,從收音機和晚來的報紙那里得到這一消息。本來他的逝世和我關系不大,但不知為什么我還是覺得應該為他寫上幾句。由于我當時不可能得知較多的內幕,所以那幾句詩寫得毫無味道,充其量屬應景之作,只好以這篇文章作為補充了。

                  寫到這里,正要結束全文,忽然想起,還有一件事未作交代。郭德潔、李宗仁先后死了,不知什么時候,社會上流傳著一個“梅花黨”的故事,我身在邊陲亦能聽聞。故事說的是,郭德潔是國民黨秘密組織“梅花黨”的成員,奉命回國與另一“梅花黨”成員、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接頭,暗號是旗袍上身的那朵梅花……有道是“謠言重復千遍就成為真理”,當時我們也半信半疑了。是誰發揮了超人的想象力,編造出接近好來塢劇情的這一故事?后來才得知,是林彪、江青集團的所為,目的是要整死劉少奇!嗚呼!郭德潔女士,你能想到死后會被別人如此利用嗎?

                        

                                   三、赫魯曉夫——有著黑白墓碑的人

                                    

                                    寫于赫魯曉夫病逝

                       瘋狂一政客,魂逝莫郊鄉。土豆燒牛肉,尼基未及嘗。

                                                                        1971年9月

              

                                                 (一)

                  對上面這首小詩,如果完全不了解赫魯曉夫是誰,那就很難理解了。對于現代的年輕人來說,要他們記住一兩位政界的人物,恐怕需要半個月,但對于影星、歌星、球星的名字,無論多么長,多么別扭,如木村托哉、安室奈美惠、高比拜仁、博格坎普等,他們可能在5秒鐘之內即記住了。這也難怪,現在已不是“政治掛帥”“政治第一”的年代了。然而,在當年,你可能偶爾忘記了自己父親的名字,但即使是一位目不識丁的村婦,也肯定不會不知道“赫魯曉夫”這個大名。

                 在五、六十年代,有“三尼一鐵”之稱謂。什么叫“三尼一鐵”?這就要歸功于漢語的高度精煉了。“三尼一鐵”原來是四個人,可以說是當時“帝修反”的代表人物。“三尼”是美國總統肯尼迪,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印度總統尼克魯,“一鐵”是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當年,我們稱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是完全對立的,肯尼迪當然就是美帝國主義的頭目,赫魯曉夫和鐵托我們都說是修正主義者,而我們和印度在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發生過中印邊境的戰爭,尼克魯當然也歸入反動派的行列。

             

                                               (二)

                  翻開我國出版的人物辭書,可以查到“赫魯曉夫”的條目,我抄錄如下:

                 赫魯曉夫,蘇聯烏克蘭人,1894年生。早年當過農民、鉗工、礦工。191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30年代曾任聯共(布)中央委員、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等。參加過衛國戰爭,被授于中將軍銜。戰后歷任烏克蘭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兼第一書記、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蘇共中央書記等。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958年兼任部長會議主席。

                1953年斯大林逝世,不僅在蘇聯是一件大事,在中國也是一件大事。其時我已懂事,看到父親及街上的人們手臂上都戴著黑紗,就是悼念他。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上臺。1958年,我已經是個10歲的少年,可以從報上和電影紀錄片中看到當時歡迎他的盛況。當年,中蘇關系密切的時候,各個城市中最漂亮的樓房恐怕就是中蘇友好大廈,如廣州的交易會會址前身即是。

                但是,在1959到1962年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們被告知,是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和設備,停止一切援建項目,使我國人民遭受到這樣的苦難!當時,我們恨透了蘇聯這個“老大哥”,恨透了赫魯曉夫,甚至以為三年的經濟困難就是蘇聯給造成的。

                與此同時,中蘇關系惡化,兩黨雖有往來,但雙方開始了論戰。當然,所謂論戰,我們中國的一般老百姓只能看到我黨發表在報上的文章,并不知道蘇方說了些什么。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間,我黨相繼發表的文章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分歧從何而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等。從這些文章的標題就可知,蘇聯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美國共產黨都在搞“修正主義”,惟獨我們堅持馬列主義。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間,中共中央發表了九篇評論文章,它們是:

                1963年9月6日,〈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即“一評”);

                1963年9月13日,〈關于斯大林問題〉(即“二評”);

                1963年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即“三評”);

                1963年10月22日,〈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即“四評”);

                1963年11月19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即“五評”);

                1963年12月12日,〈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即“六評”);

                1964年2月4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即“七評”);

                1964年3月31日,〈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即“八評”);

                1964年7月14日,〈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

                我不厭其煩地引出這九篇文章,是為了作為一種資料,供自己及同好研究提供方便。這九篇文章都是非常長的,當年我還是個初中生,當然無法去理解其高深的理論,其后即爆發了十年文革,二十年改革開放,當然就無人再會找來閱讀了,除了某些研究人員外。我們現在的“黨史”或“當代史”,談到這場論戰,都會高度贊美和肯定我們自己。我沒有認真研究過中蘇關系史,我覺得蘇共及赫魯曉夫肯定有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的行為,但是,如果說我們全部有理,卻總讓人懷疑。想想,我們對自己的國情的分析和判斷都完全錯誤,在國內推行著一條極左的路線,最后還導致了十年浩劫,我們難道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和判斷上會完全正確嗎?什么叫“共產主義”,什么叫“修正主義”,我們自己已弄明白了嗎?在自家的菜園種幾棵蔥,在自家的院里養一頭豬也叫“走資本主義道路”,自己如此愚昧無知,卻去批判別人的“假共產主義”,我就有些懷疑這些文章的說服力了。再說,我們曾一力支持的“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日后不是與我們反目成仇嗎?我們最先批判的鐵托,日后成了英雄和朋友,而我們贊美的齊奧賽斯庫,則是個暴君,最終被羅馬尼亞人民推翻;我們一直支撐著的波爾布特,更被證明是一位愚昧野蠻的“叢林山賊”,把柬埔寨拖進了滅亡的深淵……

             

                                             (三)

                不過,我們還是沾沾自喜的,因為在“九評”之后剛好三個月,即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下臺了!10月16日,蘇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鑒于赫魯曉夫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根據他本人的請求,決定解除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分別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擔任。明眼人都知道,赫魯曉夫是被蘇共中央趕下臺的。當然,也有人說,是被我們的“九評”給評下臺的。也就在這一天,新華社公布了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于是,人們又猜測,我們正是選在這一天爆炸的。其實完全是巧合,誰也不知道赫魯曉夫會突然被趕下臺。這件事,當時在中國很轟動,我已經讀高一年級了,記得放學時路過教育路的報紙欄時,大家圍在那里閱讀這一消息,并奔走相告,覺得大快人心。

                我們期望,赫魯曉夫下臺了,中蘇關系會得到改善,但是,后來并沒有這樣的結果,反而關系更緊張。我從某部書中看到,中蘇關系惡化由這樣一件事引起:1964年11月5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到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活動。11月7日,在蘇聯國慶招待會上,蘇聯元帥馬利諾夫斯基突然先后走到周恩來和賀龍身邊,似醉非醉地說:“我們已把赫魯曉夫搞下臺,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搞下臺了。”周恩來聽后大驚,率賀龍等代表團成員憤然離開宴會大廳。次日,美國、法國、英國的通訊社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蘇共已與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臺,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這事實在嚇壞了也激怒了周恩來。之后,雙方進行談判交涉,但并沒有好結果。11月13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回到北京,受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的盛大而熱烈的歡迎。在1964年要把毛澤東搞下臺,這是誰也不會想誰也不敢想誰也做不到的事。當然,如果真的能以周代毛,也不會有日后的浩劫,莫非蘇聯領導人有先見之明?

                 11月21日,新華社播發了〈紅旗〉編輯部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一文,分析其下臺原因是“推行修正主義總路線和對外的一系列錯誤政策的結果”。此后,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中國對“蘇修”進行猛烈批判。雙方陳重兵于邊境,最后還引發了珍寶島戰役,使我們產生了孫玉國等戰斗英雄。當然,在我們文革內亂期間,蘇聯“老大哥”在隔岸竊笑,看著曾與他們論戰的中方高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楊尚昆、伍修權等從政壇消失。

             

                                               (四)

                 赫魯曉夫下臺后,處境當然沒有我們的劉少奇等悲慘,他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一處鄉間居住。他領取特殊的養老金,有一定的人身自由,還可以和各方人士來往。后來,他耐不住寂寞,對著錄音機口授一部回憶錄。此回憶錄不知怎么被弄到美國,被出版成書,讓他驚訝美國間諜的厲害。

                 1971年9月11日,78歲的赫魯曉夫病逝了。 蘇聯人民直到9月13日早晨才聽說赫魯曉夫已逝世,《真理報》發表了一條簡短的公告,宣布“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個人退休金領取者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逝世,享年七十八歲。”沒有刊登死者的簡歷;也沒有報道舉行葬禮的時間和地點。然而,有關葬禮的消息卻不脛而走。數天后,我們的電臺、報紙也將這一消息告知國人,我當時身在農場的一處叢林之中,居然也能從電波中獲得這一訊息。
                關于赫魯曉夫的葬禮有不少記錄。《華盛頓郵報》駐莫斯科記者羅伯特·卡澤寫道:

              
            “克格勃確信在這個天色灰暗,細雨蒙蒙的秋日,沒有任何普通公民能接近新處女修道院,只有便衣警察、外國記者、赫魯曉夫的家眷和幾位親友才允許入內,沒有一位蘇聯新領導人參加葬禮,但中央委員會和部長會議聯名送了一只大花圈,已成為榮譽退休者的阿·米高揚也送了花圈。赫魯曉夫的繼承人顯然想讓他盡可能無聲無息地從這世界上最后消失。
               “但是,赫魯曉夫的兒子塞加給葬禮帶來了某種戲劇性的場面。當打開的靈柩剛剛移放到墓旁,塞加走上墓穴邊新挖出來的土壘成的土堆上、開始向人們說道:‘我們只想為這位我們正在安葬,正在為之垂淚的人說幾句話,’他停了一下,想使自己平靜下來,但他的嘴唇在微微顫抖……‘我不想來談論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我不準備評價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我的父親所做的種種貢獻。我沒有資格這樣做,歷史將會做出評價。“我唯一能夠說的是任何人都不會對他漠然置之。有人熱愛他,有人憎恨他,但沒有人能無動于衷地從他身邊經過……離開我們的這個人有資格被稱之為人。不幸得很,這種真正的人現在太少了……。’
               “……一支小樂隊奏起悲傷的葬禮進行曲,來賓們走過靈柩。赫魯曉夫的遺體安放在一塊紅色的緞子上,他身著白襯衫,黑禮服,系著黑領帶,他嘴有些噘起,表情不甚自然,臉色蒼白,但他著名的側影卻仍然使人一望而知。因為天在下雨,有人打著雨傘遮住他的頭部。
              “所有的人都走過靈柩后,赫魯曉夫夫人滿眼含淚地將手放在亡夫的前額上,其他家屬也都把手放了上去。接著工人們把靈柩蓋上蓋子,用釘子釘死。站在墓地盡頭的一個人手里拿著一個紅枕頭,上面綴著赫魯曉夫生前獲得的二十七枚國家勛章,其中包括最高級別的勛章。靈柩慢慢地放入墓穴。”

                  赫魯曉夫的死實在是與我無關的,但無聊的我又想以寫詩自娛,碰到有這個題材,也不想放過,于是便吟成上面的幾句。“瘋狂一政客”是我當時對他的定性,顯然是不準確的;“莫郊鄉”三字是“莫斯科郊外的鄉村”的意思,但有些別扭;赫魯曉夫曾經描繪共產主義是人人能夠吃上“土豆加牛肉”,這個標準過低且有些庸俗,是我們批判及嘲笑的內容之一。我詩中的后兩句是諷刺他這一說法的。不過,他這一標準,總比我們“在人民公社飯堂吃大鍋飯”來得實事求是一點。

                赫魯曉夫的葬禮情況,我是后來才知道的,沒有比較就會陷入盲目,他的死比較起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結局,又不知幸運了多少倍!

             

                                             (五)

                  寫到這里,本來可以結束這一章了,但是又總覺得有關赫魯曉夫的一些經典之事未提及,總不夠圓滿,還是要提提他的幾件事。

                 赫魯曉夫一上臺,就聯同馬林科夫、朱可夫等,利用政治局會議,將蘇聯秘密警察頭目、禍國殃民的貝利亞逮捕,其情形有點象我們逮捕“四人幫”,不同的是,赫魯曉夫將貝利亞及黨徒立即槍決。其后,赫魯曉夫又把阻礙他推行改革的馬林科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等,甚至功勛顯赫的朱可夫元帥也清除出中央。

                  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24日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作了《關于個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時代的殘暴統治。緊接著,大規模的平反開始了。釋放了幾乎全部政治犯,為1935-1955年死于集中營和監獄的絕大多數人恢復了名譽。赫魯曉夫親自下達指示,成立了近百個特別委員會。每個委員會包括一名檢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員會代表和一個早一些獲得釋放和平反的黨員。這些擁有充分權力的委員會,從莫斯科直達所有的集中營。他們仔細地審查各個案件并迅速予以解決:看申訴書,和犯人談話,然后宣布釋放。到1956年8月,全蘇有幾百萬人獲得了自由。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召開了。赫魯曉夫于10月17日登上講臺,突然改變議題,重新提出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問題,而且更不留情面、揭露的規模也更進了一步。不僅斯大林,他那些親密助手也被公開點名。赫魯曉夫發言的臨時變動,在大會引起震動,幾乎所有要發言的代表都趕忙改寫已經準備好的發言稿,揭露斯大林及其同伙所犯下的罪行。在這次大會上,列寧格勒、莫斯科、格魯吉業和烏克蘭代表團聯合提議:將裝有斯大林遺體的水晶棺材搬出列寧墓,因為把它放在那里將是對列寧的褻瀆、對革命的褻瀆。蘇共二十二大閉幕前,通過了一項待別決議:“鑒于斯大林嚴重違背了列寧的遺囑,濫用職權,對忠誠正直的蘇聯公民進行鎮壓,再將水晶棺保存在列寧墓是不合適的;斯大林在個人迷信時期的這些和許多行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繼續存放在列寧墓成為不可能。”這個決議第二天就執行了。1961年10月31日,當赫魯曉夫宣布二十二大結束時,列寧墓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遺體。斯大林的水晶棺被運到離列寧墓不遠的地方。在那兒挖了一個很深的坑,水晶棺放進去后,又澆灌了好幾大卡車水泥漿。墓上立了一塊花崗巖石碑,上面只寫著“J·V·斯大林1879—1953”。

               赫魯曉夫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社會引起極大的思想混亂,起碼中共就不能認同。但是,如果我們能從中吸取某些教訓,或許可以避免幾年后出現的那場浩劫。

                 赫魯曉夫在國內也作了一些經濟尤其是農業方面的改革,但是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這固然有他自身的問題,但也說明蘇聯的社會體制已完全阻礙著經濟的發展,赫魯曉夫不能成功,日后的戈爾加喬夫也沒能成功。

                 赫魯曉夫曾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時脫下皮鞋敲打講壇,讓世人震驚,視之為“瘋子”;1962年6月他想把中程導彈和大型轟炸機運到美國的后院古巴,引發了加勒比海危機,差點爆發了核戰爭,幸而他作出讓步,化解了這場危機。從這事來看,他也有清醒的頭腦。

                 赫魯曉夫是個復雜的人,他的墓碑就是他臨終前囑托一位曾與他激烈爭論過藝術問題的雕塑家制造的,墓碑造型就黑白兩塊大理石組成,這大概寓意他那備受爭議的黑白人生吧。如今,有人對他作重新的評價,這樣高深的課題,已超出我的能力,還是留待別人去做了。

                                   
            四、林彪——迷一樣的副統帥 

             

                                    歡呼林賊摔死溫都爾罕

                    一聲爆炸響驚天,逆賊林家翰海燃。聯合艦船傾白浪,工程紀要化青煙。殘民禍國爭權勢,弄計施謀變地天。內里真真大壞蛋,可憐百姓拜神錢!

                                                           1971年10月

                  

                                                     (一)

                  1971年10月時,我身在雷州半島的一個農場,其時,我已從生產隊調到了一處山林環抱的地方,在那里參與建設一間用機器生產紅磚的磚廠。二十多位職工,清一色都是男性,老工人占三分之一,知青占三分之二。如果處于現在,二十多位青壯男人聚集在一處與外界幾乎隔絕的地方,可以大談特談“女人”“性”等感興趣的話題,然而在那時,并沒有這種風氣,因為我們受到領袖的教導,時時刻刻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教導是非常對的,古人也說過“位卑未敢忘憂國”這樣的話,何況當時“文化大革命”仍在深入開展,晚間的開會學習是少不了的,說的都是“國家大事”“思想改造”“斗私批修”之類的內容,以肉麻當有趣的話題還沒有市場。

                  我們的廠長叫鄧芬,名字是女性化,但形象卻充滿剛陽之氣。他是軍人出身,曾經打過仗,后轉業到農場。他有一定的文化,對國家大事知之較多,和我有共同語言。按當時的規范做法,應該“早請示,晚匯報”,即早晨向毛主席請示并敬祝,晚上再向毛主席匯報并敬祝,其具體操作我就不詳細敘述了,免得被當今的青少年恥笑。但我們的鄧廠長,并沒有如此機械地去做,他只抓一條,就是雷打不動地在早晨七點到七點半鐘把我們集中在一起,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接收器就是他那部半導體小收音機。那時的新聞內容,多是“到處鶯歌燕舞”式的粉飾太平的話語,但總比什么也聽不到好一些吧。

             

                                             (二)

                   1971年10月1日,是22周年國慶,往年總有一些大型的活動,讓黨和國家領導人亮亮相,排排座次,但那一年,報上、廣播里說了,為了戰備的需要,防止蘇修突然襲擊,首都的國慶大型活動取消。對于此舉,我們盡管覺得有點蹊蹺,但又認為能夠自圓其說,也不作深究,連政治敏感性比較高的鄧廠長,也說:“這樣也好,這樣也好。”結果,我們盼望的一兩天國慶假期,也泡湯了。

                   國慶后的某一天,鄧廠長到場部開會,回來后,我覺得他的模樣及行為有點怪,但又說不出是什么,有一兩次,當我單獨和他在一起時,他似自言自語地說:“形勢復雜,會有大事發生。”我想問清楚他說什么,他欲言又止,我也不便再問。

                   又過了兩三天,傍晚收工后,鄧廠長有點興奮地通知我們,到鄰近的12隊去開會。我們磚廠雖是獨立單位,但一些重要的會議卻要到兩公里外的12隊去參加,我們也不以為奇,只是嘴里嘀咕著:“又要呆坐一晚!”到了12隊,令我們感到驚詫的是,會場不是如以前那樣設在生產隊中間的那塊空地上,而是改在較為偏僻的拖拉機隊的倉庫內,四周似有民兵在把守。會場內,兩盞汽燈慘淡地照射著,職工們已被告知,不許說話,靜等開會。大家嘴上不說,心里顯然不滿:“什么鬼會議,搞得這樣神秘!”

                   終于等到 12隊的黨支書出來了,他宣布,會議的內容不許記錄,會上不得議論,會后也不得談論。這么幾條“不許”,更給會場增添了嚴肅和神秘的氣氛。之后,他開始宣讀中央文件。一聽到那文件的內容,果然嚇得大家大氣也不敢出,原來是副統帥林彪,要暗殺毛主席、陰謀發動政變未遂,在9月13日倉皇乘坐一架三叉戟飛機出逃蘇聯,結果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罕!

                   這的確是一件爆炸性的大新聞!是超乎常人想象的一樁事件!我們帶著滿腦子的驚愕和疑問,踏上歸途。雷州半島的初秋之夜,涼風習習,新月如鉤;小路四周,蟲聲唧唧,宿鳥驚飛。我們默默地走著,真的不敢談論;但走著走著,終于有人忍不住了,首先談論起來:“怎么會這樣呢?怎么會這樣呢?”此話一出,其他人也說開了,的確,已傳達到我們最底層的人了,還需要保什么密?!:“不可思議!林彪不是寫進黨章里的法定接班人嗎?……”“我懷疑那架飛機不是自己摔下來的,肯定是我們用火箭打下來的!”“不過我以前就覺得他有點不對勁!”……大家說開了,鄧廠長也覺得沒必要再保密,也說道:“這文件前兩天已在黨員干部中傳達,只是我不能向你們泄露。”

             

                                              (三)

                   以上所寫的,就是30年前我得知林彪死去的一幕。之后,就是一場“批林批孔”運動,學習領袖的教導,擦亮眼睛,不要上象林彪那樣的陰謀家、野心家、大壞蛋的當。上面所引的一首七律,大概就是寫于那段時間。第三句的“聯合艦船”應為“聯合艦隊”,因顧及平仄要求而不得不改“隊”為“船”。“聯合艦隊”是以林彪之子林立果為首的策動武裝政變的核心骨干隊伍的別稱。第四句的“工程紀要”,指林彪集團的武裝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571”就是“武裝起義”的諧音。第七句中的“大壞蛋”一詞,不要嫌它粗俗,此乃當時給予林彪的頭銜之一,用在詩中,還可以起到亦莊亦諧的修辭作用呢。至于最后一句,當然是說,四五年來,國人把毛澤東當神一般拜,敬祝他“萬壽無疆”;在拜毛澤東的同時,也要順便把副統帥林彪拜上,敬祝他“身體健康,永遠健康”!你說四五年來,花費了百姓多少香火錢!香火錢還是次要的,那精神損失就難以彌補了。

                   提起林彪,也還些話要講。我在學生年代,就熟知林彪其人。那時的教科書和文藝作品,起碼會告訴我們以下的內容: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八一南昌起義;井崗山時,二十余歲,當上了紅一軍團軍團長,參加了長征;抗戰時期,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115師師長,平型關戰役的指揮員;解放戰爭時任東北解放軍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司令員;三大戰役中的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的指揮員;他指揮四野,橫渡長江,解放中南……這顯赫戰功,使他于1955年被授予共和國元帥軍銜而當之無愧。我當年很喜歡一張十大帥的圖畫,把它貼在墻上,如同現在青少年貼黎明、劉德華、趙薇、深田恭子的畫像一樣。我還記得,十大帥分上五人下五人,大概按在黨內軍內的職務高低排列,上五人依此為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下五人依此為陳毅、聶榮臻、徐向前、羅榮桓、葉劍英。

                  在五十年代,林彪極少露面,因而很少能在報刊畫冊紀錄片等處見到他的模樣。1959年的廬山會議,彭德懷上書不成反弄得個“身敗名裂”,他的國防部長一職由林彪來擔任,自此,林彪的露面多了些。但最使得他出盡風頭的,是在1966年“文革”開始后,他突然被提升為“副統帥”“接班人”,而在此之前,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是位列他之前或至少與他地位相當的。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百萬紅衛兵,作為副統帥的林彪站在他身邊。中國有句成語叫“相形見絀”,用在此時最恰當不過了。平時見到的林彪,單個活動,不覺得他身形怎么樣,而現在他和高大魁梧的毛澤東站在一起,顯得多么的矮小干瘦。還有,毛澤東當時的闊臉是紅潤而有光澤,而林彪的臉色,跟療養院里的慢性病人的臉色差不多,如此一來,某些喜歡思考的人,當然也包括我,會在心里想,林彪這樣的身體,算是健康嗎?會“永遠健康”嗎?數年后,我與一位老工人在一邊拉牛車,一邊閑談,他說:“我當年一看到林彪的樣子,我就斷定他是個象魏延一樣腦后有反骨的家伙!”我沒有那老工人那么會看相,但總覺得林彪的模樣,作為一個大國的領袖,的確是遜色了些。當然,如果我還知道他有怕光、怕熱、怕聲音、孤僻等怪毛病,我就更不會同意他當接班人了……想是這么想,但那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總不會錯吧。而在那個時候,更沒有多少人會想過,如此提拔接班人,是否符合黨章黨綱?當然,毛澤東作為黨主席,也不會完全亂來,1969年4月,黨的九大召開,林彪被“選”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其接班人的地位被荒唐地寫進黨章,而五個政治局常委是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只有周恩來在孤軍作戰,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陳毅、賀龍等都靠邊站,繼而有的還被打倒,中國焉得不亂,人民焉得不苦?!

             

                                             (四)

                   本來林彪完全可以耐心等待,當他的接班人的,但是正如我的擔憂那樣,林彪大概覺得自己的身體不及毛澤東那樣“萬壽無疆”,當了副統帥而無法當正統帥,實在死不瞑目。于是,在1970年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他想用“和平過度的辦法”篡權,起碼弄個“國家主席”當當。然而,這事激怒了毛澤東,也侵犯了江青集團的利益,此時,林彪深感自己的地位不保,毛澤東可以捧他上天,同樣可以摔他下地!于是,林彪只有鋌而走險,進行一系列的政變準備。

                 1971年9月,毛澤東南巡,向各地負責人“吹風”,暗示林彪是個奸臣,這是他慣用的手法,要除掉某人,就巡行各地,廣而告之。9月5、6日,林彪、葉群得知毛澤東南巡講話內容,驚恐不安,惟有孤注一擲,指令林立果的“聯合艦隊”,謀殺毛澤東。如果謀殺成功,中國1972年后的歷史篇章不知如何書寫了。因為謀殺不成,12日晚11時多,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倉皇從北戴河住處逃奔山海關機場,13日零點后,強行爬上了一架已被周恩來控制封鎖了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匆匆起飛,往蘇聯方向逃去。周恩來徹夜不眠,注視著事態發展;毛澤東則無可奈何,故作豁達地說:“天要下雨,娘要出嫁,隨他去吧!”幸而,2點30分時,那架倉皇夜航的三叉戟飛機,居然在蒙古溫都爾罕附近墜毀,林彪等9人全部摔死,并被燒成木炭。怎么就那么巧,飛機會自己墜毀爆炸?多年后,仍有人不信此說,認為肯定是用火箭或導彈打下來的,但我認為,用“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古語來解釋,也可以解釋得通吧。

                   林彪摔死的消息,有人比我這個社會最底層的百姓知道得更晚,林彪摔死后五十多天,被流放到江西的鄧小平才知道,他只說了八個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1971年9月12日夜至13日凌晨在中國發生的“九一三事件”,是異常生動曲折的,我難以詳細敘述了,如果拍成電影,肯定比得上任何好來塢的大片,可惜現在仍無法做到吧。

             

                                            (五)

                后來我從各種著作中得知,對林彪事件感到最痛心,遭到打擊最大的人,當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盡管兩人的感受并不完全相同。

                 在9。13事件中,周恩來守在人民大會堂,幾乎三天三夜沒有合眼。當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派人帶回照片,證實林彪的確折戟沉沙,自取滅亡后,其他領導人如釋重負先后離開,惟有周恩來與紀登奎仍留下。突然,一陣嚎啕之聲如江水崩堤猛然 爆發,紀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親眼目睹,他根本不會相信,發出這種哭聲的不是別人,正是面對墻壁雙肩顫抖的周恩來!紀登奎亂了方寸,結結巴巴地安慰說:“總理,總理,林彪一伙摔死了,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應該說是最好的結局了,您該高興,對不?!”周恩來回過身來,雙肩依然在顫抖,臉上老淚縱橫,他搖著頭,聲音嘶啞地反復說:“你不懂!你不懂!”……是的,紀登奎肯定沒有周恩來想得那么多,想得那么遠,為林彪上臺,冤死了多少老干部;林彪一死,毛澤東的威信何存?周恩來在為劉少奇、賀龍、陶鑄等而哭,為毛澤東而憂!更為好端端的中國弄成如此的局面而痛心!

                 白居易有一首詩,提到周公、王莽,他說:“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如果周公半途死了,就會被認為是篡權奪位的奸臣;如果王莽半途死了,就會被認為是個謙謙君子。的確,如果林彪在1966年以前死了,如他的多年戰友羅榮桓元帥那樣,那么他一定會流芳百世,只可惜他長命了一點(死時64歲);又如果,林彪不被毛澤東看重并提拔,那么,他也應該不至野心膨脹,招至身敗名裂,他會如同聶榮臻、葉劍英等,盡享天年。如此一來,說毛澤東害了他,也說得通。唉,“世事如棋局局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的東西,不說也罷了。

                  毛澤東選定林彪為接班人,而弄出如此的結局,很難說得上是“英明”了,這事對他的打擊也是巨大的。9.13之后,他的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12月間,他還突然臉色發青,嘴唇發紫,呼吸微弱,后經吸痰搶救,才緩過氣來。到了這一步,再難自圓其說的事也要“圓其說”了,于是,他發表了一系列的講話,告誡人們要擦亮眼睛,不要上野心家、陰謀家的當;學習文件上還是吹捧因為毛澤東英明,才戳穿了林彪這個野心家、陰謀家的假面具。文件中還揭露林彪在南昌起義失敗后當過逃兵,在井崗山時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遼沈平津戰役時多次違抗毛澤東的指令云云,那就似乎有點落井下石的味道了。不管怎樣,經過了這事件,人們的思考多了,深了,國人為什么會上當?林彪還不是你毛澤東建造的一座神?怎么能反過來倒打一耙?這一點,連目不識丁的農場老工人也意識到了,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已急劇下降。

                    當然,經此一事,毛澤東也被深深觸動,從他的行動也可知他進行過反思,1973年8月黨的十大召開,除永遠開除林彪、陳伯達等人的黨籍外,中央副主席又增至五人,為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除王洪文當上副主席甚為滑稽外,周恩來已成了第二號人物,并有葉劍英、李德生輔助,情況比九大時好得多。此外,政治局常委中,又增加了朱德和董必武兩位“老臣子”;更為可喜的是,經過了周恩來等的努力,鄧小平也當選為中央委員,這為他的復出掌權鋪平了道路。另外,經此一事,毛澤東的身體和精神也明顯垮下去了,畢竟自己也已意識到做了一件遺笑天下的事吧。

                    啊,一首詩引出了這么多的內容,我看,也該打住了吧。

              

               :這是一篇寫于數年前的文章,隨著文革的遠去,隨著一些回憶錄的問世,隨著一些重要的檔案材料的公開,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可能會有所改變。歷史應該是人民寫的,但中國的歷史并不全是人民寫的,林彪可能并非已蓋棺定論,不妨參看 其他學者寫的有關林彪的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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